但这次,黄给了孙正义一个新的“玩具”：一台被称为OPhone的手机。观看过黄晓庆的演示,孙很快让软银的研发团队飞到中国,进行细节研究。最终,孙正义给出了一个结论：“We'll do it”。
作为风靡全球的iPhone在全世界用户习性最特殊的电信市场日本的运营商,孙正义会如此轻易的被一部手机打动?
答案是否定的。一款手机的具体特质虽然会影响它的销售,但更重要的是。中移动打造了一个极度重视移动运营商利益的移动操作系统,这意义深远。迄今为止,无论symbian、Windows Mobile、Android还是iPhone OS均掌握在终端厂商或软件、网络服务商处,它们更多从终端设备使用角度展开思考一在很长时间里,直接掌控用户的移动运营商并不觊觎此市场。
改变正来自于iPhone。自2007年发布以来,它仅售出3000万部,不足全球手机销量的3％。但它展现了一个足以令运营商们惊恐的未来：用户对于手机的应用,更多依赖于苹果的增值服务而非运营商。如此继续下去,电信运营商将变得更像默默无闻的自来水管公司。这是个不堪设想的未来。
正因此,31日当中国移动为OPhone的发布举办一场规模盛大的发布时,站在它身后的正是联想移动、HTC、飞利浦这样的移动设备商,还有日本软银、英国沃达丰的代表。后者是多么希望中移动成功,毕竟,在此之前英国沃达丰以及日本NTTDoCoMo都曾做过相关尝试,成绩寥寥。
据说,一年前,沃达丰曾苦口婆心于劝说中国移动使用它所推动的LiMo平台。但现在,其代表瞠目结舌地拿着OPhone问：“你们怎么做出来的?”
这是个好问题。
表亲Android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OPhone并非从零做起。它与谷歌的移动操作系统Android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基于Android平台、且长期与之兼容。但除此外,就是中国移动的心思：更多的运营商服务、运营商的软件平台、以及围绕运营商建立的产业链。
这一切可追溯至2006年工建宙特约黄晓庆来中国见面。当时,中国移动正希望以研究院的形式进行一些主动的技术创新,而黄正是他眼中院长的最佳人选。
虽然未能阻止UT斯达康的陨落。但黄晓庆被业界视为“聪明而阳光”,尤为难得的足,长期驻扎硅谷的他,是极少见能在科技思考层面不落后于美国同辈者。他很快就为中移动设计了一个似乎过于遥远的目标：一个针对智能手机的移动操作系统。
其实,2007年1月初加入中国移动研究院时,黄晓庆发现研究院已经有人在研究手机操作系统的问题,只不过,彼时的研究院并没有任何方向可以发展,他们只是在积累资料,在思考是否应该做Linux,或者是像做飞信那样,只要满足集团总部的业务需求就可以了。
正因此,虽然早在2006年,谷歌就找到中国移动,表示谷歌想做手机操作系统,甚至安排研究院与Android平台的创始人安迪·鲁宾进行过一次电话会议,但这次会议的收获并不太。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会议只是在中国移动不断的提问中度过,谷歌并没有一个成熟的产品架构呈现给这个潜在的大客户。
黄晓庆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久居硅谷的他不仅与安迪·鲁宾是老相识,而且,黄晓庆的雄心在于,不只与谷歌结盟使用操作系统,还要在此基础上彻底开发一套针对运营商的平台。双方一拍即台。
据称,为了支持OPhone的发展,谷歌与中国移动达成了一份协议,其中承诺谷歌将对中国移动开放更多的应用编程接口。换言之,相比于HTC的Android平台,中国移动的OPhone平台将能够得到更多的应用授权。
不仅如此,黄晓庆还找到担任KPCB风险投资公司合伙人及谷歌董事的约翰·杜尔,这个当代最具传奇色彩的投资专家在与黄谈到兴奋之处,当即拿起电话打给正在纽约开会的谷歌CE0埃里克-施密特,询问其如何看待与中国移动合作的事情。电话那头,施密特表示他十分支持这次合作。这无疑是颗巨大的定心丸,当杜尔级别的投资专家、谷歌CEO以及Android平台主管都对此点头的时候,还有什么不可能呢?黄晓庆保持着一贯的自信,他告诉杜尔：“你要相信。第一亿台Android手机会从中国移动出去。”
这个项目的确需要一名乐观超过常人的领导者。当时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的内部,并非没有质疑声。一方面,有集团领导认为与谷歌的合作太具挑战性,会很麻烦。另一方面,大家对于一款操作系统的就此诞生并不乐观。黄深知,不乏有人都默认这个项目的必然夭折。
时至今日,黄晓庆回忆起颇为艰难的2007年,仍不由得感慨：“幸好当时王建宙王总让我放手去做。”
白手起家
外界的担心不无道理。在并不以软件著称的中国科技业,想开发一款难度甚巨的操作系统确非易事。虽然黄晓庆本人在加盟中国移动以前曾主导开发过两款基于UNIX的操作系统,但在中国移动,具备同样经历的人显然屈指可数。
甚至,移动研究院的招聘方向必须因此为之一变：此前它倾向于名牌大学的优等生,而现在它需要更多具有丰富开发经验、哪怕草根的“高手”。在今天,研究院终端技术研究所副所长于川已经不无得意的对《环球企业家》表示,在他的团队中,有曾为iPhone破解版开发程序的黑客,也有国内最大Android论坛的版主,这在以前是绝不可能的。
直接负责OPhone脸面的用户界面团队就是这样一只“特种部队”。其负责人颜红燕为研究院产业市场所副所长,在任何一家跨国科技公司,你恐怕都不会见到由负责市场研究的人兼任用户界面管理。而当她展开招聘时,OPhone项目甚至没有在中移动内部立项,她只能去设计论坛发了一条极为简单的招聘启示,并通过即时通讯工具在网上对接洽者做些简单的测试与沟通。
即使如此,不久之后,她还是构建出了一支来自诺基亚、摩托罗拉、微软、雅虎乃至百度的设计师组成的团队。当然,这些专业人士同样没有开发操作系统的经验。
一个足够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最初的半年时间,人们用了很多时间讨论某一个功能应该用哪种颜色这样重要但细碎的问题,但时间长了,逐渐发现,标准不统一的前提下,每种说法都可能是对的,但结果就不够令人满意——特别是,考虑到未来OPhone将以开放平台方式呈现,难道要跟第三方开发者无休止的讨论?
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首要的工作并非具体某个细节的优雅与否,而是拿出一套完整的设计风格指南。至今,这份从头撰写的文件已经有100多页,其中明确的注明了在手机界面中,图标该用哪种三维的表达效果、手机指示灯在不同情况下该如何闪烁……
如果说UI还只是一个美观与否的问题,那么更关键的问题在于,黄晓庆真的有能力迅速打造出一支团队在Android的基础上做出一个移动操作系统吗?
换句话说,在中移动研究院有限的资源投入下,黄晓庆究竟能做多少?毕竟,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组织,即使研究院有能力打造平台,也无法为平台的搭载者提供维护和升级的工作。
这个问题被创造性的解决了。既然中移动不可能无止境的扩大队伍,不如在体制之外专门设立一家公司,以风险投资的方式为其取得最初的成长空间,长期为其找到盈利方式。
这家公司叫播思。在《环球企业家》对其高层专访前,它几乎从未与媒体打过交道。中国移动是技术的开发,播思则是其幕后的核心开发者,它承担了绝大部分OPhone的开发任务。其CEO是前UT斯达康CTO陈锡源,CTO是曾经摩托罗拉EzX手机平台的创始人饶宏。前者是黄晓庆以CTO身份离开UT斯达康后的继任者,后者曾是在中国为数不多的手机平台的主导者,在中国热销的摩托罗拉“明”就是基于这一平台。
即使拥有中移动的支持和一个黄金团队,这家正式成立于2007年7月的公司仍是生来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用饶宏的话说：“希望做的是与诺基亚和苹果竞争的产品,但资源和经验远远没法比。”而且,播思CEO陈锡源并不讳言：“至少在成立之初的前三年,不会产生一分钱的利润。”据称,播思在2008年亏损了五六千万元人民币,预计它在2009年的亏损规模与此相当。迄今它共融资2500万美元。
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难以下手的工作。当传统手机巨头开发一套操作系统时,它们已经有一套成熟的用户调查系统以及硬件参考系统,但播思在创立之初称得上一无所有。它必须自己先开发一套参考硬件,这就意味着,在开始研发软件系统前,它必须先凑齐软件、硬件以及了解无线协议的各种人才,用了半年时间——一个在很多移动公司看来惊人的速度——播思做出来一个可以搭载OPhone平台的参考手机。随后就是进入漫长的软件开发期,直到2008年12月,播思终于完成了oPhone的1.0版。
即使仍有太多事情有待完善,但这已经是一个重要的信心拐点。2009年3月,当王建宙在巴塞罗那GSMA全球大会上,第一次高调宣布中国移动要做OPhone操作系统,这个项目终于进入到不会半途而废的状态。
除了系统的研发,播思还承担着另一个使命：为OPhone平台找到合适的硬件载体。当然,最理想的合作方是全球市场份额第一的诺基亚,但这暂时并不可能。排名市场第二的三星怎么样?
陈锡源早在2008年初就亲自到韩国拜访三星和LG,试图说服他们成为OPhone的终端合作厂商。三星当时出动了20多人共同参加会议,在陈讲述完OPhone之后,三星的工作人员巧妙地招呼大家去用餐,似乎并没有兴趣。
这样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三星此前并未听说过播思这个公司,也并不清楚中国移动对于OPhone的态度到底如何。更何况,作为一贯严谨的韩国企业,三星自然而然地希望,如果三星做OPhone手机的话,播思至少要有200人来专门接口三星。而那时,播思公司上下一共也才有200A左右。
相比之下'电脑产业巨头戴尔与播思的签约就顺畅得多：戴尔的消费者业务部门负责人罗恩·加里克斯曾是摩托罗拉执行副总裁,饶宏与其相当熟悉,三封邮件过后双方就达成了意向。
探路者
吕岩被自己的01手机难倒了：他想打开手上那款工程机的后盖,尝试了几下却未成功。
稍可宽慰的是,他并非唯一遭遇此尴尬者。不止一名试用者称,这款手机的后盖不太容易打开：它的表面偏滑,不易着力,必须掌握推开的适当方法。但坏消息是,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吕岩自己的手机”。作为联想移动总裁,在2008年,是他亲自拍板投入约六千万元用于3G终端的研发,而成果就是他手上这支黑色、一掌大小、神似iPhone的手机。
巨资开发一款让自己小小尴尬的手机?错!!
这个后盖应该算一个“快乐的麻烦”,这标志着联想移动正把自己推向一个极端：如果只求稳妥,这种细节并不会构成障碍,但也就不会有所突破。之所以出现后盖的材质问题,根本而言是联想移动希望做一款足够轻薄的手机：除了寻求结构上的合理性,他们也尝试着外壳厚度的极限——好在,销售之前,一切仍有改进余地。
这款联想移动出品、即将作为第一款OPhoned上市的手机叫做01。意思明确：这是第一款OPhone。
而联想移动对其期待非常现实：它希望借OPhone重整旗鼓。这家在2005年时还领跑中国手机市场并为联想集团贡献颇多利润的公司,在之后饱受挫折：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品牌的强势进入二三线市场,以及山寨机们的崛起,把它夹在了高端市场和低端市场之间。2007年,它出现亏损,并在2008年初以一亿美元价格出售给联想控股旗下的投资基金。
多少带有一些轮回色彩,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参与到了其全新的战略制定。15年前,当中国电脑产业被外国品牌冲击得七零八落时,柳传志治下的联想电脑逆势反击,成—方霸业。这次他能重复奇迹吗?
在2008年下半年,柳传志曾对《环球企业家》表示：“手机业最后竞争的是研发。目前手机业还没有形成一个PC业‘操作系统+CPU’式的统治者,就要问问自己,还有多大空间是可以让我们做的?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实力是非常雄厚的,如果中国的手机公司能够和运营商一起来考虑手机业的发展,做比较实事求是又有一定高度的计划,外国手机打不过我们。光靠形式花哨,或者纯粹靠销售,甚至山寨机,都不是长远之计。”
联想移动的01正是这一思路下的产物：紧密与运营商合作,以占据一个大舞台。那么,如何才能不堕为后来者的实验品?
可以预见的是,在联想之后,戴尔、HTC都将推出自己的OPhone。作为第一款OPhone的制作者,联想的压力在于,如何能够做到现阶段的最好,如何成为参考价值大于借鉴价格的第一款OPhone手机,而非成为后来者们的实验小白鼠。
为此,联想移动用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才做出能够拿给用户试用的手机。无论在费用投入与沟通成本上,联想移动为此所付出的代价都高于以往任何一款手机。联想在2009年拿出一亿元左右的费用,其2009年比2008年的费用高出50％。此外,联想移动先后给中国移动提供了十个设计草案、绘制了近十个设计效果图、制作了9个产品模型。
平衡终归是微妙的。
首先,尚在开发中的OPhone当然会有不稳定的因素,但购买手机者并小会宽容这些,联想移动管理研发质量系统的副总裁梁军坦言：“如果是诺基亚,用户可能可以忍受这种不稳定。但对于联想,消费者的容忍度低。”
用高品质来补足消费者相对较低的容忍度是联想必须坚持的准则。比如,最初版本的OPhone开机50秒后,用户才看到中国移动“心机”的面面,继而是代表OPhone平台的蓝色光圈。这样的好处是,除了程序的加载相对从容,OPhone的运营商和操作系统属性也能被清晰呈现、但问题是,用户对近一分钟的开机时间有足够的耐心吗?可这就成了一个必须谈的问题到测试机上,OPhone的开机时间已经缩短到38秒——一个有所提升但仍然不够好的数字。
其次的问题是,因为它是一款全新的产品,试图被注入的功能就异常之多,但它们未必能赢刻实现。
情理之中,中移动希望在OPhone中放人自己的导航系统。这个导航系统完全基于TD网络：无需地图放在手机中,而是当手机走到某一个基站的时候,识别当地的位置,然后从服务器端下载地图到手机中,但是,“硬伤”是TD网络尚不完善,很难保证用户体验。
联想移动则必须对这样的问题打补丁、于是,在最终版本的OPhone中,用户即将看到两个版本的手机导航,分别是中移动和联想的版本,后者则是使用比较传统的手机导航,将地图全部拷到手机本地,而不依赖网络。
执着的赌博
“OPhone的很多细节都是在赌博”,梁军承认。
梁军的生活几乎被01占据了。他使用的是01手机,这些手机可能随时都换成更新的版本。他的钱包里随时都装着一张写满各种命令以及方法的纸,上边记着如何在手机中捕捉所发现的01的问题。有时,即便是中午休息,他都需要利用“午餐会”的方式与其他工程师进行沟通。
显然,01因为其使用的是中国移动自主开发的OPhone平台而备受瞩目。梁军要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联想移动,还有中国移动,以及外界的期待。就算是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也可能随时反馈给他关于01的问题。
王建宙大概从四个月前开始试用01。一次,他在用01跟客户通话时,发现手机总是出现回声。王建宙立刻把问题反映给中国移动研究院院长黄晓庆,又由黄转达给梁军。要知道,在OPhone上,出现任何问题,对于黄晓庆和梁军来说都可能将面临一场艰难繁复的工作。
客观上看,中国移动研究院与联想移动的初衷难免出现不同。前者更倾向于新技术的提出,尽可能的体现OPhone操作系统的前瞻性。而对于联想移动来说,他们的首要任务还是要能够确保手机在销售上的吸引力,这就说明,从通话的音质,到不同尺寸的图片显示在屏幕上是否会变形,再到手机电池到底需要多少毫安,联想移动都必须考虑周全。
一般来说,手机的工业设计需要1个月的时间,而OPhone则花了联想工业设计团队将近5个月的时间。这在整个手机的研发和制作过程中占据了三分之一,几乎是耗时最长的一个环节。是什么让OPhone的工业设计用了五倍于以往的时间?
联想移动正式启动OPhone项目,是2008年4月上旬。不久之后,他们就拿出了4、5个设计方案。多少出乎意料,中国移动给出的反馈意见中,没有太多具体建议,却更像一个标准的设定：要有震撼力。
为此,工业设计团队负责人全兴专门给团队买了一台3G版iPhone,试图通过分析iPhone来找到一些可以为联想所借鉴的东西,包括其形态、表面处理方式、甚至每个细节的处理方式。
足足用了3天的时间,他们将iPhone设计上的优缺点逐一列出来。其优点在于,整部手机的设计很简洁,侧面采用曲面的方式让人操作起来感觉非常舒适。但让他们觉得仍有改进空间的是,这个极简的设计使iPhone的正面在黑屏状态下显得有些单调——所以,iPhone的宣传图片普遍采用了手机显示屏被点亮的状态。
在联想将样机拿给中国移动看时,他们认为机器从侧面看略显厚重。于是,全兴的团队以及移动研究院的刘超针对产品的侧面和曲面进行了调整。当时的手机整个侧面都是电镀圈。这种反光的材质从视觉上容易增加手机的厚度。之后联想将一条黑色的夹层添加进去,这样会让整个侧面看上去更尖,机身也随之更薄。然而,这还不是最麻烦的。
在内部的沟通中,麻烦似乎更大。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原则,在“殊途同归”的过程中,沟通成本不得不上升。对于一款手机来说,其内部结构和外部设计必须很好的契合才能做出一部完美的手机。这需要工业设计部门与结构部门进行无缝沟通。
而结构部门在考虑外观时,会第一时间想到操作的可实现性。包括手机的内部空间是否会受到压迫。如果一个手机的曲面设计同时也缩小了内部空间的话,这种问题是绝对不被允许的。而工业设计认为,手机的外观是第一位的,很多东西几乎无法妥协。
在这种头脑风暴中,两个部门最大的分歧发生在01正面的镜片尺寸问题上。
01显示屏的边框与正面整个镜片边框之间必须存在一４定的富余空间,因为触控屏幕的触点反应必须由一些线路的传输来完成,而这些线路就要依靠这个富余空间而存在。矛盾在于,如果保证屏幕够大,而且富余空间也够大的话,必然会影响尺寸。但主打轻便、轻薄的01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设计。
事实上,全兴开始拿给结构团队的手机在尺寸上比最后版本的尺寸要窄零点几毫米。但是,由于结构团队认为空间不够,他们要求全兴加宽镜面。当时已经是2008年9月,正处于01的后期优化阶段。时间紧迫成为了又一个重大压力。全兴就此问题与结构部的项目经理以及结构主设计师沟通时,甚至一度有些激动地表示一定要坚持外观效果,手机只能保持原状。毕竟,镜片变宽之后,周边的曲面就会发生变化。这对手机的外观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双方都不肯妥协的情况下,结构部门从台湾和韩国请来了做屏幕元机件的厂商,希望他们能够在技术层面上来帮助01尽可能地缩小屏幕尺寸。最终,结构部门以及工业设计部门都做了妥协,工业设计在尺寸上进行了不足一毫米的微调,好在肉眼是看不出这些调整的。
无论是移动研究院研究OPhone,还是联想移动研究01,在任何一方面的反复考究,都折射着他们对于OPhone的战战兢兢。“很多用户跟我们说,诺基亚、三星、多普达不同公司的手机有不同的优点,为什么不能把它们集合到一起呢?这就是OPhone希望达到的。”中国移动集团总裁王建宙对《环球企业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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