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这场危机不同以往的,不仅在于其席卷的范围和程度的深重,更在于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出台的强力干预和刺激措施——数以千亿万亿美元计的资金被用于稳定金融市场,又有千亿万亿美元计的政府额外开支用于拉动疲软的经济,很多中央银行大幅度扩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众多金融机构被政府接管。IMF今年3月份公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当时,G20合计承诺向金融体系注入1.1万亿美元,承诺购买1.3万亿美元的金融体系资产,伦敦峰会后,还决定向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增资1万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各国的财政刺激计划和扩张性货币政策,仅以中美两国的财政刺激计划合计就超过1.3万亿美元,而美联储一个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由危机前的8千多亿美元,暴涨到目前的2万亿美元以上。无论目前出现的经济复苏能否持续,毫无疑问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政府的干预和拉动下才发生的。
各国政府在这场危机中下的“猛药”在应对紧急状况时是必须和适当的。但正如“是药三分毒”的俗语所言,即便在世界经济全面复苏之后,这些猛药的副作用——或者说遗产——恐怕还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伴随我们。
危机和救市最直接的遗产就是政府债务。这些债务主要来自于两部分,一部分是由于经济下滑财政收入降低自然导致的财政赤字。连中国这样财政收入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经济仍在增长的国家,今年最初几个月都出现财政收入下降,遑论那些深陷危机的国家。另一部分则是由于政府额外出台的各种救市措施的花费,这不仅包含前面提到的直接费用,还包括政府提供的各种担保所可能引发的隐性费用。
美国今年的联邦赤字将高达1.7万亿美元,未来10年的赤字则可能高达9万亿美元,甚至更多；英国除了赤字以外极有可能还需大量资金清理损失严重的银行；已在“失去的十年”里债台高筑的日本政府这一次更雪上加霜,净债务目前已约达GDP的120％,据IMF估算,如果不进行任何政策调整,这个数字将在未来15年里上升到接近200％；甚至中国今年的赤字都会达到创纪录的接近1万亿人民币。
如何在危机过后消化这些债务是很多政府必须面对的头疼问题。不能及时消化债务就会造成“债务积压”,结果是推高利率、遏制投资和消费,进而造成经济萎靡,这正是困扰很多非洲和拉美国家多年的问题。消化债务需要消减正常开支、增加税收或者制造通货膨胀,而这3个选择没有任何一个是让人愉快的。发达国家政府开支的大头一般是医疗和养老,在美国还有国防支出,这3项总计超过美国联邦预算的60％。消减养老和医疗支出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消减国防开支则可能影响国家安全,这些都会遭遇巨大的政治阻力。增税除了会直接影响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外,更可能因为抑制创新和投资而扼杀长期的经济增长。但这些可能的后果都没有通货膨胀可怕,历史已经多次证明高通胀不仅是一种非常难治的慢性病,而且损害经济增长、抑制金融发展、掠夺国民财富,几乎有百害而无一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危机及其解救透支了未来,而还债不可能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对那些危机前财政状况就不好的国家尤其如此。
救市的另一个遗产是中央银行在危机中释放出的太量基础货币,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膨胀了一倍以上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这些基础货币,在金融体系无法正常运转且经济衰退的情况下,由于货币乘数变小和总需求不足,并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但一旦经济恢复正常,这些放出去的基础货币就可能被放大很多倍,通胀的风险随时都有可能变成现实。一些中央银行很可能需要创造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才能回收这些货币,比如美联储即便将手上的政府证券全部卖掉,也未必能把危机期间释放的流动性全部收回,很可能需要发行自己的“央行票据”。但这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回收货币意味着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会抑制经济复苏和资本市场,中央银行显然会在这个问题上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特别是在政客们还有动力利用通胀消化债务的情况下,毕竟那是政治上最隐蔽也最便利的方式。从历史记录看,根据哈佛大学罗格夫教授和马里兰大学雷因哈特教授对过去数百年各国金融危机的研究,理性的货币政策经常会屈服于政治,通胀往往紧随着金融危机而来,特别是在政府债台高筑的时候。这一次,很多国家恐怕也未必能逃脱这个命运。
大规模救市的最大遗产恐怕还是如何让政府适时退出并正确为政府定位。毫无疑问,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因为此次危机而被放大了很多。现在,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汽车60％的股份已为联邦政府所有,最大的保险公司AIG近80％的股票已抵押给美联储,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花旗集团最大的股东也已是联邦政府,最大的房贷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则干脆直接由政府托管。
此次危机最直接的根源就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次级贷款崩溃,很多没有经济能力的家庭负债太多,他们也是受害者。不受管制的市场存在重大缺陷,透过柜台交易的不受管制的天量衍生产品将危机迅速传染到大量金融机构,几乎造成金融体系的崩溃。政府在监管和消费者保护领域的缺位确实是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如果金融市场因为政府的选择性干预变得更集中而不是更分散,如果政府既当超级裁判又上场踢球,如果加强管制最终变成遏制创新,无异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上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兴起的去管制化,在消弱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同时也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虽然这场危机提醒我们去管制化也许走得太远,但政府和市场这中间微妙的平衡,也许还需要试很多次错才能找到。世界上没有万灵药,市场不是,政府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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