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 ,院子西北角连接西房和北房的角房,房顶有一道约一米宽三米长的透天的大缝隙,据父亲说这是当年日本人的炮楼拆除留下的。自从1937年底日本人入侵到晋南,老家大院就被日本人强占做了据点,爷爷一家只能住到东房里,因此父亲看到了很多日本人的暴行。常听父亲唠叨这么两件小事,说日本人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心疼。他们吃葱只要葱白那一小段,后面齐刷刷切下扔掉,父亲看着都心疼；日本人每天都要洗澡,院内放几十个大缸,把抢来的门板劈作柴火放在缸周围加热,然后跳进大缸内洗。台湾著名学者李敖谈日本人的茶道时说,日本人用的茶杯只有酒盅那么大,一口能喝一杯,是说日本人可以称得上世界上最小气的。另外一件事好像日本人又不小气,我们知道一次性筷子是日本人发明的,可日本制作一次性筷子只用进口的木料,中国东北的大森林,拼命地砍伐。他们的森林却封起来规定多少年不能用。呵！原来他们是用自己的东西“小气”,用别人的东西是极尽糟蹋。
我家是几代中医世家,家里有个药店叫“卫生堂”。爷爷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中医,常年在外行医。有一次临汾城里的一个日本军官的母亲病了,久治不愈,非要爷爷给治,又怕爷爷不给下功夫,就给爷爷一个条件,如能治好病就把抓来的家乡的“苦力”放了,如不能连爷爷也不能回去。爷爷整整被圈了一个多月,最后总算是给日本人治好病了,可是爷爷也瘦得脱了形。临回家,镇上的人敲锣打鼓夹道欢迎。爷爷没有活到日本人离开自己的院儿就去世了,死时只有四十多岁,我想爷爷死也不会瞑目。
大约是抗战末期的一天晚上,活动在东边山区的抗日游击队袭击日本据点,炮声枪声响了半夜,吓得父亲一家躲在屋里没敢出来,第二天一看,炮楼被炸塌了一个大角,日本人的据点从此被撤。但没多久,“二战区”的伪公所又住进来。“二战区”与日本人没有两样,为非作歹,父亲一家进进出出大气不敢出一声。
解放后,老家大院从1949年到1957年,先是乡公所后是镇医院征用。这时候会中医的父亲连带家传的中药药柜一起加入了镇医院,直至今天镇医院使用的中医药柜仍然是我家的。58年到61年人民公社食堂又设到我家大院,每天几十上百的人在这儿排队打饭。我家搬到邻居家,直到四清运动期间才搬回来。当然这期间我家大院是出于自愿欣然让公家使用的。
即使大院已经完全物归原主,但房子太多住不了,所以记得院里一直有外人借住或租住,有公社干部带来的家属,有供销社的职工,有学校的房子不够住搬出来的中学的老师等等。
老家院门的高大在村里可能算数一数二的,木雕、砖雕、石雕,布满门脸儿。有一块大匾上书“耕读传家”四个大字。可惜,等我会欣赏的时候看到的只是用泥牢牢遮盖的泥面—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杰作。后来大家忙的也再没有想起把它铲掉,直到90年代后代们分财产拆掉大门。如今村里有钱的人家也盖了大门,但始终不能赶上它的规模。
现在,院内只留下分给我家的西房和分给三叔家的部分北房。我们两家都远在京城,所以房子没有拆掉。偶尔回老院看看,房子被周围林立的新房包围,显得非常破旧,但它像久经沧桑、历经考验的一位智者仍骄傲地矗立在那儿,要知道它已经几百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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