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轫于30年前的改革开放,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冲击着陈旧的体制和机制。在这种背景下,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冲撞,自然也就在所难免。
“雇工问题”
1992年,邓小平回忆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元,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乡的个体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其经营规模日渐扩大。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他们逐渐突破了国家规定的雇工8人的限额,成为事实上的私营企业。
雇工现象在各地的出现,一度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一时间,雇工问题成为思想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雇工现象的出现,引起了中国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当时的国家主要领导人曾多次发表讲话,明确指出：对于雇工经营,“不要采取‘戴帽子’、‘割尾巴’等简单取缔的办法”。对于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傻子瓜子”问题,中央领导的意见也是要等等看。
邓小平从改革的全局出发,强调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慎重对待和处理此类问题,最终使刚刚萌生的私营经济得以生存和发展。
“租界风波”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沿海地区的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
然而,就在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机器轰鸣、劈山填海之际,有位抗战时期曾在这里打过游击的老战士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说：“革命先烈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
可见,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束缚,以及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闭关自守的思想尚未根本打破。许多人难免会对经济特区和引进外资深表疑虑,担心特区会变成旧中国的“租界”和殖民地。
为特区正名的是邓小平。1984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到广东福建等地视察,在几个特区挥笔题词,肯定了特区开放的经验。
邓小平不顾有人怕口子开得太多的忧虑,明确指出：除现在的特区以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于是,沿海就出现了14个开放城市,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洋浦风波”
1988年4月,海南建省,并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政府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参考国际通行的商业惯
例,提出了引进外资,由外商成片开发,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大胆设想。
1989年3月,中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有的委员对“洋浦模式”表示极大的不满。
不久,“洋浦风波”迅速波及全国,并在日本、美国、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引起强烈的反响。上海《解放日报》率先对此作详尽报道,围绕着出租外商土地70年的“洋浦模式”是否是“卖国行为”、中国是否吃亏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海南干部群众困惑为难、国内外舆论沸沸扬扬、外商望而却步之际,党中央和邓小平明确支持洋浦开发。最终打破这一僵局的,是邓小平发表南巡讲之后。
1992年3月9日,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开发区以及备受争议的“洋浦模式”才得以确立。
作者：柔然
出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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