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30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一套正规法律体系所需的规范和机构。这些进步,有助于城乡普通民众权力意识的增长,现在,他们越来越多地依靠法律体系解决自己遭遇的不平。
此外,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带给了民众更良好的教育机会,更大的流动性,更多法律方面的报道,以及更多的电视和广播法律节目,由此产生了对正规法律判决的巨大需求。
法律专家的愿望
中国不断例行公事地呼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但迄今为止,面对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共产党政府还在避免实现真正法治所需要的大胆改革。
如果法律不能发挥功能,中国将难以维持其飞速的经济增长,无法解决环境问题,处理社会紧张问题,或扩展同其他国家的交往。当一个政权面临越来越多甚至是暴力性质的人民抗议时,它将会因自行承担危险而忽视这些问题。
幸运的是,与30年前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时相比,中国的境况已经大为不同。今天的中国,具备几十万有能力和越来越多经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律专家,他们渴望建立一套可靠的法律体系,这套法律体系能够满足更为成熟的经济和社会需求。
改革中国现有法律体系困难重重。改革范围包括停止政治对法院的干预,消除司法部门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最重要的,是要根除“关系”对司法系统的腐蚀。在中国,个人关系网通常比法律和规章更有影响力。
变革缺乏来自党内最高领导层的强有力支持,这种支持力度应该与其过去20年间对经济发展的支持类似。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将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改革,作为其施政纲领和政治遗产的一部分。
实际上,虽然最近的一批政治局委员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们的背景普遍是工程学,而不是社会科学和法律。没有任何一位领导者对法律的熟悉程度,可以让他理解并说服其他领导人同意：为什么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共产党放弃部分权力,容忍真正的司法独立是如此急迫。
戈尔巴乔夫的幽灵
十月革命之前,列宁曾经是沙皇政府统治下的一名刑事辩护律师。然而,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很少接受过法律培训,也不相信法治会对实现他们的宏伟目标和生存至关重要。尽管戈尔巴乔夫学习法律,却只有在其掌权后,他所受过教育的影响才显露出来。
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时,在天安门前静坐的学生们说：“我们的戈尔巴乔夫还在念高中呢。”这是否意味着,那些学生对中国进行重大变革的预期过于悲观？
下一任中国领导层形成时,来自于国内和国外要求政府建立一个更为独立的法律体系的压力,可能会让新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的法律体系进行许多重大结构性变革。
可以理解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最担心的,就是出现中国式的戈尔巴乔夫,正是戈尔巴乔夫的创新,导致前苏联整个体系崩溃。
然而,如果目前50岁出头的那些领导者们,不能满足中国对真正法治日益增长的需求,那么,他们的继任者可能就会遭遇中国戈尔巴乔夫这个幽灵。
作者：Jerome A. Cohen
出处：《国际先驱论坛报》 2007年12月11日）
编译：符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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