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经济金融的范畴,各个层面无不感受
到危机对社会生活实实在在的冲击。金融
危机突然成为各国领导人头等重要的政治
话题,中产阶层声称需要勒紧裤腰带度过
难关,甚至连拾荒者和街头乞丐都感受计
他们能够捡到的破烂和收到的施舍因为危
机而大幅减少。更不用说危机后像打摆子
一样的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外汇市场
和大宗商品市场,用超过两位数的日涨跌
幅宣示着危机的力量。
这场危机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以及
持续时间之长堪比1929年～1933年的经济
大萧条。人们对危机走势的判断先是乐观
地估计了个“V”型,后来退化为“5倍,这远高
于普通工商企业的杠杆率,而高杠杆性意
味着较低的风险抵御能力。因此,必须强
调稳健经营,严格控制资产扩张速度和风
险集中度。
四是社会性,又称为外部性。银行经
营带来的风险不仅影响其自身,还具有很
强的社会传染性,特别是那些具有系统重
要性的大型银行,其经营失败往往引发系
统性危机,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紊乱和实
体经济衰退。
危机表明,银行的“四性”特征被
颠覆了。首先,商业银行忘记了中介性和
匹配性,在流动性泛滥带来的利差不断收
窄的情况下,银行不再满足于融资中介的
佣金收入和利差收入,广泛开展的投资业
务致使交易账户和可供出售类金融资产所
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且存在严重的期限错
配,市场价格波动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盈
亏状况和资本的充足程度。其次,为了绕
过资本监管限制,商业银行将大量资产移
到表外,使实际杠杆率大大提高。最后,
这次危机主要是大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
兴风作浪而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形成严重的“too big to fail”和“too comDlex to fail”的格局。这些机构实
在太大了,他们一旦出问题,就会引起系
统性危机。所以政府必须要救助他们。正
是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商业银行更加冒
险,不断放大风险以博取更高的收益。而
要恢复市场信心与信任,商业银行需要回
归四性特征。
坚守银行的“三性”原则
银行的“四性”特征要求银行经营需
时刻牢记、恪守老祖宗留下的、教科书所
讲的三性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
性。而且三者的顺序是不能调整、不能更
改的,安全性一定是第一位的,确保安全
性,就要保持充足的流动性。只有在安全
性和流动性满足后才谈得上盈利性。这是
银行生存之本,也是银行的生命线。
发生信用危机的银行恰恰颠倒了银行
经营的“三性”顺序。在当前的公司治理
架构下,商业银行的治理和风险管控实际
被两类人操纵着:一类是追求短期回报的
股东和高管,另一类是精于模型计算的小
团队。股东追求当期利润最大化,高管追
求薪酬最大化,并导致过度追逐高风险高
收益的复杂金融资产。而很多高管人员和
董事会成员并不了解这些资产的风险,他
们将安全性原则交给了只有极少数专家明
白的数学模型,这些模型将风险描述为钟
形的正态分布,而忽视了安全性的精髓是
抵御百年一遇的“黑天鹅事件”,这恰恰
是模型预测的短板。银行实际上已经将盈
利性的顺序提高到安全性之前,进而就不
会有人重视流动性管理,资产与期限的错
配导致的流动性危机出现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的银行家如果不是非常的贪婪,
记忆力如果不是太差的话,他们应当在危
机后牢记并坚守“四性”特征与“三性”
原则。我相信只有这样的银行才是安全
的、稳健的,才能得到公众和市场的信
任,才能避免类似危机的再次重演。
坚持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
我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商业银行凭
什么可以躲过此次危机,我们有什么制胜
法宝、秘密武器?我想最根本的有三条。
第一条,得益于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的
发展。第二条,得益于我国银行业二十几
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几年的国有商业
银行改革开放。我们提前处理了不良资
产,提前进行了注资,使大型银行离开了
破产倒闭的边缘。同时,引进境外战略投
资者,使我们的公司治理、风险管控能力
得到大幅提高。第三条,得益于我们的监
管坚持了比较保守、稳健、审慎的监管原
则,我们守住了几个基本的防线:一是资
本充足。十年前,我们95%以上的银行都
是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甚至很多银行是
资不抵债的。而到2009年一季度末,整个
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已达到10.5%,核心
资本充足率达到8.7%,资本充足率达标
银行的资产已经占到全部银行业资产总额
的99.9%。二是坚持了严格的资产质量
控制。要求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不断
降低不良资产比率和余额,商业银行不良
贷款比率从十年前未提足拨备的25%降到
2009年5月末提足拨备的1.93%。三是守
住了风险抵御能力这道防线,即足额提取
拨备。十年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基
本没有提取拨备,而今天不良资产损失拨
备覆盖率已经到达130%。四是严格关注
并坚守流动性防线。五是坚持比较稳健、
比较传统、甚至说比较保守的监管指标和
手段,如存贷款比例,单一客户贷款集中
度比例等。
但是,未来的监管又将走向何方呢?
现在看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的
《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仍然是我们改进的方向。
巴塞尔委员会于1997年发布的25条核心原
则浓缩了发达市场国家上百年的银行监管
经验,在完善各国银行监管体系、提高全
球金融稳健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危机
后出现了“怀疑一切”的情绪,认为所有
现行的法规和制度都存在重大缺陷,我们
所有的改革方向均需要重新定位,重新确
定参照系和参照坐标。实际上,危机恰恰
证明了核心原则的重要作用,陷入危机的
国家和地区的监管当局往往在柴些做法上
不符合核心原则的要求,如原则24要求的
并表监管能力,原则25要求的跨境临管合
作,以及原则13和14对市场风险和流动性
风险的关注要求。
我国的监管实践也证明了核心原则的
积极作用。银监会成立后,每两年进行一
次《核心原则》自我评估,对照国际监管
标准,持续改进和提高我国银行业监管有
效性。六年来,银监会在审慎银行业监管
法规框架、市场准入政策、资本监管、非
现场监管、跨境监管合作和专业化人才队
伍建设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有效银行监
管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和市场对银行业的信
心与信任,是我国银行业取得历史性进步
的重要原因。
温家宝总理说“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
重要”,这一论断抓住了危机的本质。但
如何恢复信心和信任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性工程。注入流动性和大规模注资可以阻
止信心的崩溃和恐慌情绪的蔓延.而真正
的治本之策在于银行恢复其应有的经营特
性和传统,再辅之于有效银行监管,才能
重拾信心与信任。中国如此,那些还在深
受危机困扰的国家与地区也应能从中得到
些许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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