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作为特设机构,所能发挥的作用已经到了顶点。应着眼于长远发展,不断完善其定位,才能适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建立以及国有经济结构深化调整的新形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裁王会生,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直言目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局限。
有同感的央企代表委员不止王会生一个。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副总裁张富生说,国资委正在推行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的整体上市,而国有股需要有合适的出资人,尽管国资委既是国有资产出资人又是监管机构,但并非企业法人,不能或不宜直接经营国有资本。这种情况导致央企集团总公司不能撤销,使得集团总公司层面的企业整体上市难以真正实现。
全国政协委员、中交集团董事长周纪昌也面临同样的困惑。2006年,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整体上市,但在集团层面依然保留了一个壳公司性质的控股母公司。
张富生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要么是在国资委和国有出资企业之间再另外构建专门的国有资本经营主体；要么用《国有资产法》来明确国资委作为特殊法人的主体地位,由国资委来直接承担国有资本的运营主体地位,真正落实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权利。
法学界对国资委的定位早有类似诟病。
“同资委应该是《国有资产法》的结果,而不是一个职能并不明确、性质含糊的所谓特设机构。”中国行政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马怀德曾经尖锐地指出。
事实上,随着去年底《国有资产法》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资委重新定位和职能拆分的问题正变得越来越迫切。参与《国有资产法》起草的专家普遍认为,目前国资委将监管职能与出资人职能集于一身,使国资委变成了事实上的“婆婆加老板”,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中国企业家》从权威人士处获悉,大部制改革之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新一轮变革将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变革后的国资委将把监督职能分离出来,建立四层次国有资产监管架构：全国人大常委下设国资监管委作为监督与立法机构,处于整个国有资产监管架构的第一层,作为出资人的国资委是监管架构中的第二层,国资委下设的几家资产管理公司是国有资产监管架构中的第三层,国有企业实体是国有资产监管架构中的第四层。
国资委曾经确立了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和中国诚通控股公司两家资产经营公司试点,但由于两家公司并不愿意削弱自己原来的主业,况且国资委监管的企业数量和资产过于庞大,两家公司精力有限,以致作为国资委与中央企业中间层次的定位很难实现。
目前国资委正在酝酿成立第三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企业家》了解到,国资委倾向于通过资产管理公司持有央企上市公司股份,并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向央企上市公司派驻董事。
看来,不论是从国资委自身面临的矛盾,还是从外界对它的期望来看,目前的“国资委——中央企业”双层国资监管架构都很难再维系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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