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前,1972年9月11日,一个平常的日子。但这一天,改变了三个人的命运。调查局干员逮捕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与社会主义青年会的成员,原因是他们成立读书会讨论马克思主义、批评国民党,而且组织章程是“打倒阶级意识改造国家”。
那是威权戒严的时代,改造国家与打倒阶级意识是意图叛国,要以“惩治叛乱条例”来审判。这三个人：文化大学教授王竞雄被判在绿岛终身监禁、东南工专任教的洪惟仁判10年,犯案时未满18岁的樊邦弘被处思想改造并严密监控。
热血少年成叛乱犯！调查局监控,求职处处碰壁
34年后,王竞雄死在狱中,此生再也没有离开绿岛,洪惟仁关了6年零8个月,改研究台语成为大师,后靠着学术成就重回教职,现任教于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系主任。但年纪最小的樊邦弘,生命却有了大转弯。
现在的樊邦弘,在香港住新台币4亿元的豪宅、在台北住上亿元的帝宝,他跟南台湾的游艇公司买了两艘游艇,最新的一艘85尺游艇造价上亿,比高盛证券亚洲区副董事长宋学仁送给妻子张清芳的游艇,价格高上一倍。
他所建立的真明丽集团,拥有15000人,占地1000亩,可以盖20栋的台北101,一年生产60亿个小灯泡灯饰,占全球约一半的市场,2005年营收新台币46亿元,大陆媒体以“全球灯帝”的标题来形容他。
从意图叛国到成为全球小灯泡灯饰霸王,身价超过50亿元,到底樊邦弘的人生是如何转弯的？
1973年,被调查局释放的樊邦弘考进世新三专编采科,还是充满理想与抱负,想的是当记者用笔做有意义的事,但当时的他受到调查局的严密监控,就连从事什么职业也受到管制。
世新毕业之后,樊邦弘考上了中央社与台湾新生报,到了中央社报到,却始终拿不到正式任用的聘书,樊邦弘推测是过去的身份,国家通讯社不敢采用,只好找民间工作,但他前脚面试完,后脚调查局就上门问话,私人企业老板没人敢用他。
英文底子不错的他只好以翻译维生,曾经替中央日报、青年战士报与电视节目翻译外电。
兼差的生活让樊邦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思索：如果连活下去都有困难,哪来的社会改造理想？
《商业周刊》在5月底造访了樊邦弘。我们对于真明丽集团的地址感到讶异,因为一般重量级台商,都会以企业名为路名,但真明丽的住址却只有“广东省鹤山市共和镇”,无路名也无门牌号。
上高速公路经过珠江三角洲平原往内陆走,路上开始出现高山,下了高速公路共和镇交流道才恍然大悟,一个占地1000亩的工厂坐落在偏僻的小镇,樊邦弘在只有2500人口的小镇打造全球最大的灯饰基地,单是工人就是当地人口的18倍。司机骄傲地跟我们说：“真明丽就代表共和镇,不需要门牌！”
前进大陆设厂之前,樊邦弘只是小商人,买进各种半成品进行装配,掌握不到任何的核心技术。那时台湾灯饰界最大的商人是经营灯饰次领域的圣诞灯串霸王王任生,两人差距超过30倍。
1980年,樊邦弘带着1000万元的资本到了鹤山,当时鹤山是尚未开发地区,缺水缺电,所以樊邦弘的工厂就是鹤山港的旧仓库,以克难的方式做起灯饰,但仍旧是半成品组装。
到这个阶段,樊邦弘仍然只是个年营业额8000万的小企业,因为灯饰产业最关键的核心原料与技术他都没有,当时樊邦弘曾尝试自行生产,就是无法生产合格的迷你灯泡。
大胆投资像走悬崖,吓跑合伙人
1995年,另一个转折出现,樊邦弘找到光鸿电子入股,是真明丽大跃进的关键。
光鸿是台湾生产迷你灯泡的领导厂商,拥有核心技术能耐,樊邦弘说服了光鸿入股,因为真明丽拥有下游市场、光鸿有技术,是最佳的搭配,最后樊邦弘让出五成股权给光鸿,合伙经营灯饰事业。有光鸿协助,真明丽开始茁壮,迷你灯泡产能从每月百万颗成长到每月1000万颗。
当有了1000万颗的产能,樊邦弘胆大、走险棋的个性更加显露,他决定要一口气扩大五倍的产能。“樊邦弘像是悬崖边走路,随时会掉到无底深渊！”光鸿电子董事张守仁说起当年看他行事作风的感觉：市场只有1000万颗需求,要做五倍实在太危险。
光鸿决定分手,樊邦弘退还股权,但五倍扩产计划照样进行,并且连更上游的钨丝与杜美丝都自行生产,进行一个同业没有的灯饰垂直整合王国。“樊邦弘实在太大胆了,这样大的工厂如何管理！”东裕电器总经理王武卿说。
同业无法置信,当初与樊邦弘一起被抓的洪惟仁则不讶异,他描述樊邦弘的个性,“是我们之中最大胆的一个！”一个未满18岁的高中生,敢主张改造社会打破体制,连大学教授都说服了,可见樊邦弘之大胆。
打击对手不留余地！
复制迷你灯泡的模式,樊邦弘更加大胆,甚至连设备都自己做,电线是从塑料原料买进,自己拉铜线加塑料成为电线,一度是台塑外销塑料粉到广东省的前十大客户。
这时樊邦弘掌握全球小灯泡灯饰产业两成市占率,他让自己的成本每年下降20%到30％,市场价格每年下降15％,用这种方法把同业逼到绝路,降低成本速度跟不上的业者就出局。樊邦弘开始独大市场,2000年成为世界第一。
“他扩厂不是评估有没有足够市场,只想让同业都无法生存,这就是樊邦弘！”张守仁说。
扩厂胆大,对于客户,樊邦弘胆子更大。一般企业主对客户都是尽力满足,但樊邦弘却敢说：“You buy or you die。”一方面告诉客户跟他做生意能提高竞争力,一方面则明摆着：如果你不跟我做生意,就等着我杀价、抓专利侵权。
侵权一定告到底,服务滴水不漏
当我们走进真明丽的产品展示间之前,先经过一条专利走廊,但这条走廊上高高挂着一张张法院的判决书,上面写着法院判决真明丽控告对手胜诉,还特别打上红色的霓虹灯光,浓浓的警告意味,“让客户知道敢用侵害我们专利的产品,我也告,”樊邦弘说。
对于专利,樊邦弘认为是竞争力的来源外,还可以当成攻击武器。
樊邦弘有一批250人的研发团队,一边研发产品一边搜集市场数据。2004年开始,樊邦弘除了本身专利开发外,也展开攻击性的研发。所谓攻击型专利,就是针对对手可能发展出的专利,展开先一步申请专利的动作。
樊邦弘认为抢先申请专利可以防堵客户进步,即使本身没有生产这项产品,也要阻碍客户开发市场。“堵住客户的未来产品与专利,等于开发未来的市场,”樊邦弘说。
他这种把对手打到死的作风,甚至把当年曾经带领樊邦弘进入灯饰市场的Tivoli击败,2004年,Tivoli被樊邦弘以接近新台币一亿元收购。
敢跟客户说“不买就是死”,但樊邦弘也把客户服务到滴水不漏。
为了客户,樊邦弘光是车队就买了40部车,最便宜的一部是奥迪A6,还盖了一栋70间房的饭店,免费让客户住。这么做,为的是让客户住进真明丽,接受量身订做的服务,一边开发产品、一边训练客户如何安装与使用灯饰。平均一个客户住两个礼拜,一年接待1000个客户,完全由樊邦弘负担。
台大哲学系教授,当年台大哲学系事件的主角之一王晓波认识年少时的樊邦弘。听到樊的名字,王晓波的第一句话是：“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热血青年！”
他记忆中的是30年前樊邦弘跟着他慰问饱受煤矿灾变之苦的矿工、云林地区贫苦的农民；那位充满社会主义思想的青年,常常跟他说对于资本家的剥削相当不满,主张要打破阶级。
但当我们跟王晓波提及樊邦弘今天事业的种种成就,王晓波充满诧异。王晓波认为,樊邦弘的成功,就是同样的模式——一个熟读社会主义的人,要是比资本家更资本家,将是非常成功的商人。
对王晓波的看法,樊邦弘大笑说：“我就是在做一个能赚钱能富有的社会主义！”
作者：吕国祯
出处：台湾《商业周刊》2006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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