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三个问题已经成为国民经济运行中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顽症”。
为什么这样说呢？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3年国民经济恢复,又经过10个5年计划,现正在进行第11个5年规划。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是十分丰富和沉痛的。例如第一个5年计划完成以后,周总理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5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对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周总理提出以下4条宝贵意见：第一,应该合理地确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当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发展。第三,应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财政支出,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
周总理当时说的这4条意见,虽然已过半个世纪了,今天看来,仍然很中肯,很结合实际,令人信服。如果从那时以后,我们能够按照周总理说的意见,实事求是地制定计划,搞好经济工作,就一定能够避免挫折,减少损失,使国民经济得到健康顺利的发展。遗憾的是,这些意见,没有被党中央所接受和采纳。当时正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国民经济稳定、持续、高速度地向前发展,开始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时候。1958年春党中央召开了一系列工作会议,提出打破常规搞“大跃进”,把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计划给打乱了。这就是我们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第一次大的“折腾”,即1958年的“大跃进”。经济建设中的第二次大的“折腾”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经济建设中的第三次大的“折腾”,即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又来一个“大干快上”。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建设中所发生的三次大的“折腾”。这三次大的“折腾”,一个共同“顽症”都是好大喜功,不实事求是,“政绩”冲动,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盲目扩大投资规模的做法所造成。由于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接着就大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盲目扩大基建规模。基建规模一大,就造成三材紧张,形成乱挤的局面,计划外挤计划内,一般挤重点,生产挤生活和维修,一旦维持不下去,然后就压规模、砍项目,经济建设的浪费和损失,就是一上一下所造成的。基建大上非大下不可。陈云同志说：“基建规模是否和国力相适应,是经济建设稳定的界限,计划出不出大问题,也是基建规模能否控制住”。陈云同志又说：“不要手里有点钱就发烫”。
回顾过去的沉痛教训,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再用生产压基建、用基建压财政、用财政压银行,这必然出现积累和消费的总和超过国民收入,基建投资和各种消费开支超过财政收入,出现财政赤字,银行多发票子或发行国债以及从国外贷款,如果继续下去,就会发生通货膨胀,形成经济恶性循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失调,农业和轻工业严重落后,不能满足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重工业臃肿而不先进,难以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基础结构十分薄弱,阻碍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等等。这一切使整个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失调状态,并潜伏着一种危险。
实践证明,国民经济的发展,应该是按照农轻重的顺序进行,不能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严重滞后,农轻重比例失调。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间,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都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才能相互协调地发展。破坏了这一比例关系,即使一时上去,也会掉下来的。客观实践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制约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的前提。也就是说,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们,除了自身的需要外,能够向社会提供多少剩余的农产品,是重工业、轻工业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依据。
实践证明,我们搞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使国民经济沿着持续、快速和健康的轨道发展。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谁要是违反了它,谁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大跃进”“十年动乱”“大干快上”所出现的经济问题,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就是一种惩罚。但是经济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并可以利用它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它的本性一旦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联系的,不能孤立地进行。
为了避免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盲目扩大投资规模,国民经济过热现象不再愈演愈烈,今后应严格记取过去的教训,不能再盲目生产、盲目建设,盲目四个重复,即重复生产、重复基建、重复科研、重复引进。因为中国有31个省市区,如果每个省市区都各自为政,各行其事,不顾全大局,不考虑国家统一安排,整个国民经济非出现混乱冒进和过热不可。所以,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多搞高水平、高效益的生产性建设,不要再“政绩”冲动,盲目再搞过多的“政绩”工程,不要再占用过多的耕地,影响“三农”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的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了,只占世界耕地面积的7%。前几年我国农业丰收了,库存粮食多了一些,如果农业收成不好,还得靠吃进口粮食过日子。我们是13亿人口大国,应该牢记陈云同志所说的“手中无粮心里发慌,仓里有粮心里发痒”。所以,我们对“三农”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再也不能盲目占用过多的耕地。据报道,仅去年就有近一万平方英里的耕地,大约相当于马里兰州的面积,被用于非农业开发,是前一年被侵占耕地数量的1.5倍。据《中国日报》介绍,中国已有3837个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大约三分之一严格意义上说是非法的。据国土资源部介绍,中国现有176个高尔夫球场,其中只有10个是得到中央政府正式批准的,可能还有更多的高尔夫球场正在建设中。有的地区和单位大搞豪华别墅和豪华办公大楼,因害怕群众上访,把豪华办公大楼建在远离市区的地方。我们的国家目前是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水平和群众的生活条件,还没有达到建那么多高乐夫球场的程度。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过半个多世纪,所付出的代价是前所未有的。在历史上已经进行过两次大的经济调整,再不能有第三次经济调整了。两次大的经济调整的方针都是非常正确的。第一次调整的方针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第二次调整的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尤其是第一次调整,党中央下定决心,采取断然措施,是经济建设工作中的一个根本转折,是有退有进的根本做法。暂时局部的后退是为了将来更好、长期、稳定地前进。中央一再强调,要狠抓调整,稳定经济,退足退够,退到站稳脚跟的地步,以便取得主动,与其“长痛”不如“短痛”。决心要大,步子要稳,切忌草率,决不掉以轻心。这是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不要怕暂时耽误点时间,更不怕有人议论。陈云同志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说：“可能有一些议论,这会耽误三几年,不怕,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耽误了一百多年”。而且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果不调整,还会造成更大的耽误。
第二次大的调整,正值改革、开放之中,党中央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进行改革开放,不改革开放是没有出路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我国当时的国情出发,经济是进行一系列的调整,扭转了严重失调的重大比例关系,才使国民经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之后,又根据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指导思想,提出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重大战略决策。这并不是不要计划,而是要按照市场需要,更好地加强计划性,避免盲目性,防止一味再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盲目扩大投资规模的做法,以便使我国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能够真正地沿着持续、快速和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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