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若采用被学界普遍认可的世界银行测算的0.47为标准,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当前,改善收入分配成为改善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同时,它也被认为是一项提高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并且还被上升到了国家政策层面的高度,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调结构”的重要内容。
有消息称,今年下半年,将有一份完整的收入分配改革十二五规划上交至中央全会进行讨论,2011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该规划将交由两会代表表决。届时,一直被认为缺少统一进程规划的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将明确方向和时间进程。
收入分配并非贫富分化主因
经济学理论和生活实践告诉我们,财富分配不均或过分集中导致的贫富二级分化,对消费总量的扩张是无益的,因为富有者的财富和收入的边际消费效应都较低。因此,经济要可持续增长,社会要均衡和谐发展,社会财富分配结构中的贫富差距就不能过大。
从社会财富分配结构的形态看,一个最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财富结构是橄榄型的结构。橄榄型的社会财富分布结构说明,中产阶级是经济和社会体系的中坚力量。从经济学角度,这是一个庞大消费市场形成的基础;在社会学意义上,它意味着社会稳定有了可靠保障。
当人们提及当前贫富差距的巨大程度时,通常会提到的一组数据是:1997-2007年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了39.4%;企业赢余占GDP的比重则从21.23%上升到了31.3%。这组数据明显扩大了收入分配不均对财富分配不均的影响作用。
实际上,劳资双方占GDP比重的巨大变化只是2003年后才发生的事情。2003年前,各要素在GDP分配中份额基本稳定;2003-2005年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由50%快速下降到了41%,企业盈余占GDP的比重则由20%快速上升到了30%,两者差距迅速扩大。2003年前,人们对社会贫富分化的差距感显然没有今天大,2003年后虽然收入分配差距有所扩大,在4、5年的时间里,显然还不至于造成贫富差距感会扩大到当前的全社会紧张程度。
资产价格泡沫是“元凶”
资本要素收入份额在GDP结构中比重的上升,是中国经济成长的阶段特征。中国经济在进入起飞阶段后,劳动者收入占比逐渐下降,归属于资本的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两项占比的比重逐渐上升,归属于政府部门的生产税净额比重也基本不变。这与起飞阶段经济增长的投资型经济特征是一致的。因此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并不一定会导致贫富的分化。当前的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现实,一定另有原因。
凡事有因则必有果。财富分布的初始状态,以及要素价值的重估,才是导致当今社会财富集中程度迅速提高的重要原因。近几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程度快速恶化,很大程度上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的结果。正是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导致了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
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进程中,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升,“先进入者多得”的效应特别巨大。原先拥有较多住房的居民或者通过某种渠道获得土地资源的群体,可以享有资产快速升值的收益,而后来者和缺房户则在楼价上涨中,其整体在社会财富结构中的份额急剧下降。
在上世纪80年代,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在普通居民家庭财产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在当前,占一般家庭财产最大比重的无疑是住房。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其程度就是从起初的家用电器差异,扩大到了当前的住房程度差异。在家电差距年代,中国贫富差距的距离是“万元级”的,在当前的住房差异年代,中国贫富差距的距离则扩展到了“千万元级”甚至“亿元级”。
由于缺少样本的一致性和中国城市的“摊大饼”式发展方式,中国目前官方的房价指数是被严重低估的。即使按照被严重、系统性低估了的房价上涨速度计算,由于房价上涨,近几年中国社会中财富的分化程度也是在快速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住房差距并不是供应不足造成的。据有关媒体的公开报道,上海市有关部门针对本地居民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统计显示,2009年上海市本地居民户均拥有的住房套数为3套。显然供应不足导致高楼价,是相关利益者的托词,分配不均才是造成部分群众住房困难和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主因。
需要针对财富的调节机制
既然收入差距并不是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主因,那么改善收入分配对策也就对缩小贫富差距无益。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收入赶不上房价上涨,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数年。这种现象不仅对中国人传统的“勤劳致富”价值观念产生了严重冲击,而且还导致了社会投机意识的增强。
我们不是不需要改善收入分配,但我们不能因此脱离了中国贫富分化的问题实质,偏离了资产泡沫引起的财富分配效应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这一问题主因。中国当前的中间阶层显然过于弱小,政治上构不成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经济上承担不了“转型”的重任。
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二元经济结构,实际上成为了阻碍经济转型和增长模式转变的一项重要因素,成为横亘在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道“坎”。但贫富不均这道“坎”却并不是由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
在西方成熟社会,遗产税、不动产税、固定资产税等针对财富分配调节的税收体系早已为人们所司空见惯。而我国却鲜有这类针对财富的调节机制。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往往使中产阶层成为牺牲品,因为中产阶层的收入规范化程度是最高的,而富人群体则因财富多来源与资产增值和收入的高度非规范化,而得以逃脱调控。
因此,财富调节机制是一个比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更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调节机制。
编辑:邱玉琴 omnicourag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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