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货币演化；信用货币；货币竞争
文章编号：1003-462508-0043-04
中图分类号：F820.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货币的作用及其重要性
从根源上讲,货币的作用是跨越时间和空间协调资源配置,从而使社会关系得以跨越时间和空间。吕思勉先生洞察到,“物过多则无用,所以在实物经济时代,往往有肯以之施济的。货币既兴,此物可以转变为它物,储蓄的亦只要储蓄其价值,就不容易觉得其过剩了。……货币增进了人的贪欲”。作为财富的映象,货币使财富累积和跨时空转移成为可能。可以说,没有货币就无法实现资源跨时空转移配置,就没有社会大分工和社会经济发展。因此,L.s.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将货币称作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现实中,货币问题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是由货币作用的重要性决定的,更多的表现是,货币问题需要实践反复检验其重要性,或者说,货币问题的重要性往往由人们错误认识和处理货币问题而来。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因恶性通货膨胀导致政权更迭的例子。有时,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货币事件,就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弗里德曼在他的《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中讲述了一些货币史上的故事,一个故事说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期间,白银利益集团促使国会通过了《白银收购法》。国际银价因美国《白银收购法》而升高,大量白银从中国源源不断地流出。在此前开始实施新的银本位制度的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储备银渐显短缺。为此,中国被迫取消白银的货币地位,最终走向了不与任何贵金属挂钩的信用货币制度。结果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政权更迭。
货币还是联系各国经济的管道。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国家的货币事务都具有国际性影响。面临日益复杂的国际货币金融格局,如果管理不好本国货币,不能有效地应对国际货币竞争的挑战,在国际分工利益分配中,只能处于劣势和被支配地位。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全新的全球货币金融问题,中国政府似乎一下子被推向国际货币金融事务的前台,在货币问题决策、货币政策选择上处于一个空前的关键时期。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似乎还缺乏一些理智的思考。
本文选取货币演化视角。从货币演化来看,近百年来,货币领域的重大变化可以归结为两大类：货币由外生货币向内生货币的转变,和货币国际化。沿着这两大变化的轨迹,有可能寻觅到一些重要的线索。
二、从外生货币到内生货币
迄今为止,货币形式的演化经历了由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再到不兑现纸币的过程,其过程内涵着一个分工深化,市场扩大对货币的需要从质和量上不断提升的逻辑。在货币史上,最具革命意义的货币演化,是从金属货币到信用货币的演化。原因是,货币得以由此从外生货币演化到内生货币。
货币是财富的映象,而不是财富本身。准确地并在较长时期准确地度量、反映财富的量,是货币充当交易媒介和贮藏手段,发挥协调资源时空配置作用的前提。在真实财富量一定的情况下,通过货币度量反映出来的财富量与货币数量呈紧密正相关关系的。金属货币是典型的外生货币,货币供给量是由金属的量决定的,与经济运行对货币量的需求没有太多的关系。在金属货币流通下,金属供给量在大多数时期是相对稳定的,金属货币能够长期地、较稳定地映象财富量,即物价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如果突破了财富量一定的条件,金属货币就显露其固有的弊端,金属货币供给量的僵化使其在社会财富快速增加的情况下,无法准确地映象财富量,社会经济运行会面临货币量不足,进而是交易受限、资本窘缺的困难。
事实上,人类社会很早就察觉到金属货币过少带来交易不便的问题。纸币于9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纸币是从汇兑蜕化而出的,是金融机构的活动创造了这一新的货币形式。在13世纪西欧的香巴尼集市上,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汇票作为一种媒介交易的手段进入交换领域,随后而至的是公共债券和各种各样的银行券。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业务实践中发现,他们开出的收据或票据,在市场上就是“有支付能力的证明”,这导致了银行钞票和支票大行其道。尽管此时期货币供应量“超出了铸币厂能力的范围”,但银行券的数量仍是以银行家黄金储备为基础的。银行家的贪婪本性造成的管理银行券流通以及国家解决财政问题的需要,使国家政权介入到这一过程,经由国债发行和国家银行的建立,1844年银行法确立了英格兰银行最后贷款人地位,使其垄断了货币发行,结果产生了一种新型纸币,即国家发行的债务货币。1945年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形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快速推广了国家债务货币形式。1976年牙买加协定明确了黄金非货币化。至此,货币形式完成了由可兑现纸币到不兑现纸币的演化。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商业银行共同发挥了核心作用。
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是,不兑现纸币供给量完全摆脱了物的桎梏,信用货币量可主动、自动地跟随社会经济需求变化进行调整,富有弹性。在中央银行体制下,一国的货币供给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中央银行的债务货币,包括流通中现金和商业银行持有的中央银行资产；二是商业银行的债务货币。中央银行的债务货币供给、存款准备金率等为商业银行货币供给设置了理论上限,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调整为商业银行货币供给提供了激励与约束。商业银行通过贷款创造存款,银行通过与客户交换信用,即银行得到客户的贷款资产和存款负债,客户得到了银行的存款资产和贷款负债,银行从存贷利差获得业务收入,客户通过支付利差成本得到存款资产——货币。可见,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即银行负债,是银行业务操作的结果,货币与银行密不可分。同时,在市场运营中,银行在批发市场上是贷款规模决定者和贷款条件接受者,在零售市场上是贷款规模的接受者和贷款条件的决定者,不同市场上银行角色转换,将公众货币需求直接传导给中央银行,使其调整基础货币供给,从而使整个市场的货币供给更具内生性和弹性。
可以说,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与银行同生共存,是信用货币的一个核心命题。商业银行的运行效率、市场竞争力等,将直接影响到一国货币供给有效性和弹性。没有充满活力而强大的商业银行体系,就不会有一个强大的、富有弹性和市场竞争力的货币体系。由此不难理解,在欧元推出时,美国的第一反应是通过立法、银行集中等手段壮大其银行体系的原因了。
三、货币竞争和货币国际化
货币演化另一个线索是货币竞争,存在境内市场货币竞争和跨境货币竞争两种货币竞争。境内市场货币竞争遵循“格雷欣法则”,即劣币充斥市场,良币退出流通,劣币驱逐良币。但跨境货币竞争的实践,却是反“格雷欣法则”的,即良币跨境流通。蒙代尔论述到,“内在一致、高度稳定、质量优越是伟大货币的共同品质,它们将在竞争中胜出而成为国际性货币”。国际货币的竞争,遵循的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跨境货币竞争的早期历史多是侵略的历史。正如Davies所说的那样,“货币跟着——或者说伴随着——刀剑而来”,希腊和罗马军队的军事行动,往往成为货币扩张和入侵的载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队所携带的硬币就成为被占领土地的货币。到公元前449年雅典为了进一步推动货币统一,发布了一道法令：所有“外国”硬币都要交给雅典铸币厂,迫使所有盟国都使用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度量衡标准和货币。在中国,秦始皇灭六国后,随即统一了货币流通,秦半两在全国通行。
社会经济发达程度较高国家的货币有时也会跨境流通或被其他国家模仿。镰仓幕府时代日本国内流通的主要货币是宋铜钱,对日本货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高丽在成宗时,受宋朝货币的影响,于996年仿宋朝货币铸造铁钱。目前周边地区人民币跨境流通也是这个道理。
货币进化到信用货币时代,基本终结了境内市场货币竞争的历史。目前基本上是一个国家一种货币,所有货币都具有国家性质,每一种货币在其主权范围内都是唯一的法定货币。跨境货币竞争形式也发生了转变,政治尤其是军事因素从台前转到幕后,经济因素成为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国际货币竞争的理论文献多是围绕英镑和美元这两大货币在国际货币领域的主导权交替兴衰展开讨论,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国际货币应该具备以下三个重要特征：一是该货币被广泛地应用于国际贸易结算、外汇交易结算之中；二是该货币必须以国内高度发达和完善的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为基础；三是货币发行国政治上稳定、军事上强大,能够给人们一种货币长期稳定的信心。多数文献倾向认为,国际货币是人类行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计划的结果。比较英镑和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背景,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很难厘清是哪种因素发挥主导作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一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强大是其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前提,而不是其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才导致了他们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上的强大。
货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不是一个概念。目前多数工业化国家的货币都在某种程度上国际化了,但由于市场机会和交易成本限制,能够成为国际货币的只能是极少数的货币。根据国际金融统计的数据,截至2003年年底,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外贸结算、外汇交易结算中所占比重分别为63.8％、48％、83％。美元仍是主要的国际货币,欧元、日元、英镑等依次处于次要地位。显然,从货币国际化到国际货币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四、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与风险分析
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现实下,中国要想融入世界,就必须立足于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推行人民币国际化,这是大势所趋,是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以及国际经济环境演变的自然反映。
理论文献关于货币国际化的条件主要有：货币发行国应具有强大的政治权力并得到国际合作的支持；较强的综合经济实力；国际分工框架下在商品生产和服务贸易中的比较优势；金融监管水平、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与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与管理水平；稳定的货币价值；货币交易网络的规模,即有多少人也在使用这种货币；等等。目前正在积极推进货币互换,有助于扩大人民币交易网络。对照上述条件,除了国内金融体系的安全与效率有些弱之外,其他条件基本具备。
货币国际化的可能收益主要有国际铸币税收入,运用境外储备投资的金融业收益,对外贸易较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以及提高国际货币事务中的话语权等。货币国际化的风险主要是,货币政策受国外因素影响较大,国际社会针对本国货币的投机性冲击的风险与强度显著加大,央行稳定货币的能力将受到考验。同时,由于外国投资者更愿意持有具有长期升值趋势的货币,参与国际货币竞争过程可能是一个本币升值的过程,这将削弱本国商品和劳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如果从纯粹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是得不偿失的。首先是很难获取国际铸币税收入。可以预计,激烈的国际货币竞争将提高国际间人民币债务的利息支付,导致我们很难获得净铸币税收益。运用境外储备的金融业收益也是不确定的,这部分收益主要是投资收益与对外支付的人民币债务利息之差。国内金融业运作低效率以及国际市场竞争降低利息差的趋势,也导致这部分收益较难获取。
但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可能是很大的。从国际经验来看,上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世纪之初的阿根廷金融危机等,都是在货币完全可兑换下,政府不能有效地抵御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的结果。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如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受到对冲基金的袭击,被迫退出欧洲货币体系并使英镑贬值。再如此次危机中的冰岛,在国内监管体系和能力较欠缺的情况下,过度开放资本账户,就很难防范问题的出现。相比这些发生过危机的国家,中国的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和监管水平,很难说有什么优势,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再者,推行国际化伴随的本币长期升值也是难以承受的。人民币长期升值不仅不利于中国稳定出口、改善就业,还有可能会导致中国陷入通货紧缩,可能出现日本“广场协议”后的流动性陷阱。
可以预计,在开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后的若干年内,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可能会超过收益。当然,这并不构成人民币不谋求国际化的充分必要条件。原因是,货币流通本身所附着的收益和风险,如铸币税、金融危机等都是货币演化过程中的副产品,是货币得以流通、使用的结果,而非原因。我们在思想上不能犯倒果为因的逻辑错误,在行动上不能因噎废食。通货膨胀、金融危机来了又去,货币将永存。
五、结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再像英镑和美元那样,凭借着世界超级大国优势,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下以国际协议确定其国际货币地位,这样的历史很难重演了。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本文的探讨有如下结论和建议：
一是在经济全球化下,货币是联系各国经济的管道,是实现资源在国际上配置的手段,货币问题事关国家安全和政治经济利益,在货币问题上任何不慎的决策都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在更多时候,在货币问题上“静观其变”可能是最优选择。
二是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向,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既要顺应国际化趋势要求,又要充分估计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将大于收益的现实。为此,在人民币国际化中,有两点需要把握：一是不必把人民币国际化作为刻意追求的政策目标。司马迁日,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在经济发展中货币从来就是配角而不是主角,把货币当成主角,往往会颠倒因果关系。中国经济成长和国际化将为人民币国际化铺平道路,而不是相反。二是人民币国际化应立足于中国经济国际化的需要。除非出现或将出现危机情况,一般情况下的成本收益分析不应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主导因素,不要因追求所谓的利益刻意地去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不能因部分经济损失故意放缓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三是把保持国家货币金融稳定作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首要任务。要坚持货币政策以稳定币值为目标,这是管理信用人民币流通的要求,因为“一国开放货币和金融市场后能否遏制汇率危机及其破坏效应,主要取决于其控制国内通货膨胀的能力”；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会像McKinnon所说的,“像在雷区中行进一样,下一步可能就是最后一步”。因此,“必须明确并保留最后的‘自我防卫’手段”。
四是中国的银行体系还很脆弱,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利率、汇率市场化的经验,缺乏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经验。同时,中国的金融市场也比较落后,与发达国家相比,市场的广度、深度和弹性都有很大差距。金融体系的不足,决定了人民币的内在缺陷及其较低的国际货币竞争能力。因此完善金融市场,壮大银行体系,提升监管水平,是中国走上世界政治经济舞台必要条件。
五是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与银行同生共存,货币国际化与银行国际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启动人民币国际化时,应先考虑中资银行国际化战略部署。在国内,保护中资银行、维持人民币稳定的一个核心基础设施是,健全和完善以中资银行网络为基础、以中资银行为主角的国内支付清算体系。这一阵地守得住,货币稳定就会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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