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银行为浙江省鹰鹏化工有限公司办理了金额为298万美元的CDM项目碳交易融资业务,并落实不低于298万美元的掉期协议,满足了企业的融资需求,同时为企业规避了美元远期汇率风险。这是国内首笔基于CDM项目的融资配套掉期业务。
与此同时,浙江一家生产水泥的大型企业向卢森堡MGM碳基金公司出售了2008年至2012年间二氧化碳减排指标,收到首笔减排资金500万元,今年预计还将获得1800万元的收入。
不仅在浙江,广州珠江啤酒的沼气回收CDM项目,去年12月注册成功,每年估计减排二氧化碳达35780吨。这意味着,珠江啤酒每年可在碳交易市场至少获得30万欧元的回报。
就在中国的CDM业主风风火火的从“卖碳”中获取收益时,他们突然发现,他们卖出去的碳资产价格只有四五欧元一吨,而国际价格已达到了17欧元左右,差价高达50%至100%,大量的国内的碳指标在国际市场上被国外买家转手高价卖出。
原因何在?
“中国的实体经济企业为碳市场创造了众多减排额,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处在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底端。于是,中国创造的核证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后,通过它们的金融机构的包装、开发成为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衍生产品及担保产品进行交易。”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中国节能减排融资项目经理代存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代存峰分析,国外的碳排放指标在国际市场上被自由转让,被转化成炙手可热的金融产品后,有效的弥补了传统融资方式的不足。但是,中国的碳交易却还停留在“农贸市场”的阶段,大量的碳交易在无法监测的环境下进行,只少量地加入了CMD项目。对于占比超过80%的配额交易市场,中国没有涉足。自由价格的缺失下,国内的碳指标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成为廉价产品。
除此之外,我国碳交易项目中80%分散在西部中小民营企业手中,这些企业正是最缺乏融资渠道的群体,碳指标的融资功能缺失,对这些企业而言无疑是重大的资源浪费。
尽管中国也在探索构建自己的碳市场,2008年,三家环境权益交易机构——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成立,为最早的碳交易平台。2009年,山西吕梁节能减排项目交易中心以及武汉、杭州、昆明等交易所相继成立。
浙江省红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对于企业而言,这些平台是远远不够的,没有政府明确的法律法规政策,平台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甚至还被欧美国家诟病为中国碳交易不够透明的因素之一。”更为关键的是,发达国家还正在全力吸引中国的金融机构参与到他们所建立的碳金融市场中,进而赚取中国资本的利润。据记者了解,去年6月,中国卖给欧洲买家的核证减排量的现货价格为11欧元/吨左右,而同样代表一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欧洲市场交易的欧盟配额的2014年12月到期的期货价格高达19欧元/吨。
“我们很需要国内的碳交易市场出台。”在广东,一位发电厂的负责人期盼了多年,感慨万千的对本报记者说。
全国政协委员方方就建立中国国家碳交易平台递交了提案。在该提案中他表示,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应尽快研究有关建立中国国家碳交易平台的设计方案,将其作为我国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门。
有机构预测,在未来30年里,碳排放交易的市场会大于石油市场。分析机构普遍认为,需尽早建立国内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不仅有利于减少买卖双方寻找项目的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还将增强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定价方面的话语权。为全面参与到全球市场做好准备,避免重蹈我国由于没有石油期货市场从而丧失国际石油定价权的覆辙。
就在建立中国的碳交易平台呼声越发高涨的时候,记者从国家发改委消息人士获悉,呼唤了多年的中国碳交易市场或将在今年推出。此外,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制订一个发展低碳经济的指导意见,并考虑在一些特定的行业和地区开展小范围的碳交易试点,其中电力、石油、化工等行业入选的可能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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