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美国经济生活中,亿万富翁们的崛起之路也是时而开通,时而关闭,成为亿万富翁从来就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但在1870年之前,或在1929年到1980年间,也并非是绝无可能。然而在1870年至1929年期间,或是1980年以后,美国经济的变化为聚集巨额财富提供了有利条件,不像其他时期那样希望渺茫。
经济能否为私人财富的迅速累积创造机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当经济有利于制造出亿万富翁时,是表明更快的经济增长,还是更慢的经济增长呢？政治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政治力量对巨额财富是充满敌意,还是与之携手？当人们发现政治体制非常腐败——几乎成了从人民那里榨取财富,然后送给那些与政治势力关系紧密的超级富翁的委员会,这时该如何应对？在控制各种公开和隐蔽的腐败行为的同时,又不阻碍资本的累积和经济的增长,此时又该如何处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仅仅是尝试着去回答这些问题,以借此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回顾过去150年以来美国巨富们的经济发家史,可以发现“亿万富翁”的数量与财富不平等的整体变化趋势具有极为惊人的一致性：当亿万富翁在劳动阶层所占比例较高时,财富集中度也相对很高。简单的线形回归曾预测如果亿万富翁所占的比例为零,那么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财富总额的比例将降至20％左右,而且我们发现当财富集中度处于上述低水平时,也就不会出现亿万富翁。
经济史学家试图用生产要素供给和技术发展的动态变化来解释财富集中度的历史发展。他们的故事听起来似乎很有说服力,但他们所给出的理由与真正导致巨额财富出现和消失的因素完全不同。获得巨额财富有以下三个来源：遗产继承,再加上股票市场的繁荣；说服政府大力扶持你的企业；在恰当的时间占据恰当的位置：创建真正具有巨大社会效用的企业。这样一方面维持并利用市场地位将大部分社会附加效用变为企业利润,另一方面占有足够的所有权股份,然后进入资本市场将企业资本化所产生的利润变为巨额财富。
上述取得巨额财富的原因与导致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相对供给变化的因素没有任何关系,与生产的技术要求也没有关系。因此我认为,财富集中的总体水平更是一个“政治”和“文化”现象,而不是一个“经济”现象：财富集中现象与我们的政治体制和我们对此所持有的态度密切。
美国人民能够期待从现在的亿万富翁们那里得到些什么呢？或者说,他们能够期待从造就亿万富翁的过程中得到些什么呢？
千万别对亿万富翁们的社会效用深信不疑！美国在1930年至1970年期间没有多少亿万富翁,但这并没有损害美国的经济增长。他们的前辈们对财富的价值看得过重,这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大批财富大亨的出现往往与美国政治的严重腐败紧密相连。或许对那些想成为工业政治家的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在一个对亿万富翁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成为真正的工业政治家,一如在一个有利于造就亿万富翁的环境中一样：如果这样做的话,金钱只意味着在与自然和其他人竞争的过程中,如何保持领先地位。当西奥多·N·维尔担任美国电话公司总裁的时候,他是一位有权有势的工业政治家,但他并没有成为亿万富翁。
从另一方面看,亿万富翁们的个人消费比起其财富总额来不过是沧海一粟。安德鲁·卡耐基用他的钢铁公司获得了巨额财富,但他用于自己消费的钱比起他花在促进国际和平或修建图书馆上的钱,那简直微不足道。
如果说有什么经验教训,我的看法大致如下：政治力量完全能够控制巨额财富的过度集中。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丑陋的社会。相对于今天的财富创造,我更喜欢美国1975年左右的财富分配状况。但如果五年前将微软公司分拆,我们就一定能够提高软件技术的发展速度吗？那可未必。如果当年为铁路建设提供的补贴不断减少,那么美国全国铁路网的建设速度将大大降低。■
摘自中信出版社出版《比较》第1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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