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强劲增长中,出口导向政策功不可没。然而,正像一些用出口导向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随着经济发展,这套以国家保护和本币低估为主要内容的政策需要及时做出调整；否则,它的负面效应将会日益突显出来。目前我国经济中的若干病象,如投资过度膨胀而最终需求不足、出口数量迅速扩张而盈利性降低、房地产价格猛涨而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不足等等,就与这种调整不够及时有关。
从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采取了苏联式的增长方式,集中力量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正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时指出过的,主要靠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实现增长,必然造成多种经济社会问题的激化。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不过两三年,就发生了由1956年“小跃进”招致的全面紧张和1958年“大跃进”引发的大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并没有完全改变旧的增长方式,但维持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强劲增长没有出现大的折腾。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它仿效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采取了出口导向的政策,用旺盛的出口需求来代替远不足以支撑快速增长的内需。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加上低廉的要素价格,我国出口贸易增长一日千里,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但是,正像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一样,阴暗的方面总是伴随着光明的方面而出现。出口导向政策也是如此。
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在出口产业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容易使出口国的企业依赖于低要素价格和低汇价,缺乏从事技术革新和产品升级的压力和动力,成为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专业户”。此外,在这类政策支持下的低档商品出口利润很薄,出口商只能靠数量扩张创收,这就容易引起出口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以及进口国蓝领工人对出口国的敌意。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出口导向政策的成功,会使出口国面临外汇存底大增和本币升值的压力。而为了抑制本币升值的势头,中央银行只能频繁介入外汇市场,收购外汇。截至今年7月,中国外汇储备已达到了创纪录的9545亿美元,高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每年为了收购数以千亿计的美元,需要支付数以万亿人民币计的高能货币。按我国货币乘数接近5倍计算,仅此一项,每年将增加数万亿元的货币购买力。这必然造成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一般商品价格的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另一种是资产价格上涨和资产“泡沫”的形成。不管哪一种结果,最终都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有必要对目前的出口导向相关政策进行全面的考量,做出必要的调整。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表明,这种调整的主要方向,是减少政府的贸易保护和对汇率形成机制的干预,即进一步的市场化。
由于许多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也都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我们很有必要认真研究它们的经验和教训。原台湾大学校长孙震教授于今年4月在“两岸经济论坛”上所作的专题报告指出,台湾的出口导向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致许多人预计台湾将很快成为发达经济体。但时至今日,“台湾似乎离发达地区的境界日远”。
台湾的问题,出在决策者对调整“局部自由化”的出口导向政策的必要性缺乏认识,以至踌躇不进。20世纪60年代,台湾本应顺应出口扩张、贸易差额改善的情势,逐步放宽对进口的限制,修正新台币偏低的币值,从而进一步增进资源利用效率。1984年台湾当局曾提出“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的正确方向,但囿于短期利益,政策实施迟疑不决,造成了往后的被动局面。比如,在外汇资产大量增加的条件下,迟迟不放开外汇管制,而是大量收购美元以便控制新台币的汇率,这使货币供给大幅增加,引起了资产价格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形成。房地产泡沫刺激开发商将大量资源用于空置房的建设,造成了严重浪费；泡沫破灭后,不但无数厂商陷入财务困难,银行也由于不良资产的大量增加而不胜负担,最后只好由政府帮助银行抵消坏账。
孙震教授认为,台湾的基本教训是：经济体制和政策应当与时俱进,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推进经济的“自由化”,即市场化。这些看法很值得认真研究。■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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