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到访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时表示：“中国将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这是第一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四项改革以平行并重的方式被提至前台；虽是仅在高层外事活动中一带而过,已足以使人眼前一亮。稍后,9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议及《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正是会议共识之一,被视为构建和谐社会之必须。至此,决策层在未来全方位推进改革的意向已经十分清晰。
在中国改革史上,2006年会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从春季人代会上中央领导人重申“改革不动摇”的决心,到中央政治局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前夕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并行的方略,我们可以断定,未来中国改革不仅不会停步抑或倒退,而且将以全方位推进之势步入新的阶段。这一切无疑使人振奋。
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27年。1984年,中共中央正式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2年,进而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济改革至今已取得不菲的成就。而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早在改革初期就曾提出,但多年来实质性推进有限,整体滞后相当明显。这本身对继续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打好经济改革中涉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攻坚战役,显然是不利因素,也影响了文化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
我们可以理解,从年来中央有关决议开始强调“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到今番中央政治局高度共识地主张“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显示改革全局中,政治体制改革已被提至更重要、更明确的位置；而“四位一体”的改革方略将使中国改革以更全面、更深入、更均衡、更有效的方式推进,进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条件。
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大题目。颇有些分析一提起此便小心翼翼,有意绕开所谓敏感的“民主”话题,甚或有意以政府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或是其他概念取而代之。其实,政府改革自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之一,但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是要推进民主化进程,建立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这本来是非常明确的。中共十五大报告即提出“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之方向,十六大报告更是对政治体制改革辟有专门章节,确定了“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改革首要任务。以此为目标,则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向已相当清晰。
当然,政治体制改革是长过程,改革的任务也相当广泛。其中难度最大者,当属如何建立起对于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衡体系,真正做到依法治国；而新闻人念兹在兹的舆论监督、公众最为关心的反腐防腐,当然正是重要的题中应有之义。
相较于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的领域更为宽泛,而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容相对具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改革已形成不可阻挡之势。草根层的变革一直在无声地进行。随着中共十六大之后新一届领导人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社会体制改革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而在十六大对文化体制改革专项阐述的基础上,今年初中央正式出台了《关于深入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日后可以期待的是,从建设和谐社会的总目标出发,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也将出台此类决定,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继续推进。
《财经》读者多为业界人士,往昔更多地关心经济体制改革的走向。随着去年以来中国改革大讨论的深入,诸多识者已经强烈地意识到,深化改革,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不仅依靠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更有赖于政治体制及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的大步跟进。当前因发展不平衡引致的社会矛盾,因官商勾结和寻租腐败引致的社会不公,不仅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框架内仍无法解决,而且已经成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即将全面推开的“四位一体”改革,于业界人士既是机会亦是责任,既孕育着希望也包含着压力。我们的眼界需要更宽阔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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