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现代化”是党对工业化战略的深化。从1959年底至1960年初,党开始变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重提“四个现代化”,并逐步认识到“四个现代化”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内容,此外还包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1987年以后,开始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代替“四个现代化”,并提出了三步走战略。
口述者:杨乐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参会者。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31年前邓小平同志的声音,现在还言犹在耳。
1978年3月18日～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在有6000人参加的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号召“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当年,我和我的同伴张广厚一道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这次全国科学大会。就在那个神圣的地方,就在那个神圣的时刻,我第一次听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全场掌声雷动。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制定的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我当时想,就在今天,中国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我和张广厚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1962年毕业。当年,我们一起考进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后来开始合作研究。1965年9月份,我们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1966年我们研究生毕业,文革开始,我们不得不停止了研究。那时,我们还住在中科院数学所的集体宿舍。要么政治学习,要么写大字报,要么到学校看大字报,就是不能看书学习研究,否则就会被批为走白专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后来,又到农场劳动、到中学教书、到工厂干活,直到1971年林彪垮台。
这时,周恩来过问科学院的工作,研究环境稍有转机。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陈省身、杨振宁等科学家开始回国访问,他们看到中国的状况,曾婉转地表示,基础理论研究还是有意义的。
1971年底—1972年初,我和张广厚重新开始了研究工作。首先是搜索本领域世界最前沿的进展。期间,看到了一篇美国同行的文章,文中提到了我和张广厚的研究成果。原来,文革前我和张广厚发的那篇论文,恰好解决了1964年一位英国数学家Hayman提出的一个问题。从那时起,我和张广厚先后在函数值分布理论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1976年5月美国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想深入地考察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为了“展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中方组织了60多场学术报告。但美国人的总体评价是,中国的数学研究与世隔绝,研究水平比较一般。不过,特别指出,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与杨乐、张广厚的“函数值的分布理论”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张广厚受到了重视。次年2月,新华社采访了我们好多次,我们开始压根也没想到宣传态势那么大。结果,2月26日,人民日报等几个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杨乐、张广厚在函数论领域做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贡献。那天报纸引用的毛主席语录是“又红又专”。
到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预示着科学的春天真正到来。大会闭幕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并由著名播音员虹云当场朗读。会场一片沸腾。
回首往事,我认为,四个现代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不仅为科学家带来了春天,也为祖国带来了春天。今年是共和国60周年,我们应该吸取过去的教训,不走弯路,珍惜时光,努力将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伟大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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