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性经济摩擦
政治性经济摩擦是指出于政治目的或由于政治斗争所引发的经济摩擦,导致这种经济摩擦的原因很复杂,意识形态、国内的政治斗争、历史遗留问题、国际或地区性冲突等都有可能引发经济摩擦。一般而言,这种经济摩擦可大致分为两类：①政治性贸易,即国际贸易活动的政治化。二战之后,为寻求意识形态的推广和集体利益的一致,当时的国际贸易活动,住往带有极强的政治性色彩。从历史上看,美国的贸易政治化倾向比较严重,其贸易经常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自由、民主、人权等捆绑在一起。②内部政治斗争外部化,国内政治斗争难以协调时,会从国外寻求替罪羊来化解矛盾。全球化在促进各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会导致国际贸易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和执行的不确定性。由于主要贸易大国美、日、欧盟等在国际贸易活动的重要地位,其国内的政治斗争外溢就往往导致国际间的经济摩擦。
中国曾受到政治性经济摩擦的严重影响,如建国后的国际经济封锁,“六四”后的国际经济制裁,中美之间长达十多年的最惠国待遇争执等。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步提高,以及政治性经济摩擦的极大的副作用,这种经济摩擦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小,伤害程度也越来越低。但在许多西方人看来,中国并非是一个盟友而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双方的合作基础更多出于纯经济原因而非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历史、意识形态,因此,中国面临的政治性的经济摩擦仍将存在。
二、保护性经济摩擦
保护性的经济摩擦是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摩擦,其原因在于被广泛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无论是发达国际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或多或少地采取贸易保护行为,限制进口或鼓励出口。具体归纳起来,贸易保护的原因在于：①重商主义；②国际货币收支平衡；③幼稚产业保护；④夕阳产业保护；⑤就业保护；⑥战略性贸易；⑦民族的独立与自尊；⑧国家安全；⑨环境保护；⑩社会或劳动保护等等。
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保护性经济摩擦已成为国际经济摩擦的主流,也是中国面临的主要经济摩擦,到目前为止,中外经济摩擦主要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产生,但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也逐渐增多。根据WTO的统计,1995年-2003年,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反倾销立案数量为226起,占中国所受的反倾销立案总量的63．5％,只不过数额还不大。今后中国仍将主要面临保护性的经济摩擦,但范围将越来越广,程度将越来越深,数额将越来越大,手段也将越来越多,如倾销与反倾销、补贴与反补贴、技术标准、质量认证、商品包装和标签、绿色壁垒、检验手续和检验程序、计量单位制等,中国应做好充分准备去应对此类经济摩擦。
三、社会性经济摩擦
社会性经济摩擦主要因社会心理、风俗习惯、文化冲突等非政府原因所导致的来自民间的经济纠纷。如果说关税、技术标准等属于贸易硬壁垒的话,那么这种民间经济摩擦就属于软壁垒,总的来说可划分为三类：
1、非政府组织推动的经济摩擦。2004年劳工标准问题成为经济摩擦的原因之一,劳工标准的制定就是非政府组织及劳工组织持续抗议和积极推动的结果,非政府组织还在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动物福利等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形成对中国不利的新的贸易壁垒。
2、普通民众自发组织形成的经济摩擦。如2004年9月17日,西班牙东部城市埃尔切发生针对当地华人鞋商的示威抗议活动,16个集装箱的温州鞋被焚毁。这种经济纠纷规模小,但影响极为恶劣。
3、社会心理引发的经济摩擦。社会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与国之间贸易发生广度和深度,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这种变化必然会反映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心理层面。进入WTO以后,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量的迅速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威胁论”,而“中国崩溃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人民币升值论”等论调的背后,都或多或少有一种忧虑或怀疑中国的社会心理在起支持作用。
四、歧视性经济摩擦
所谓歧视性经济摩擦,是指主要针对中国贸易进出口经济政策或经济活动的不公正待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多数国家在针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时,多采用替代国制度,计算中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问题就在于中国是典型的符合古典贸易理论进行比较优势生产的国家,由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而形成的低成本生产优势其他国家难以比拟,替代国制度就难以体现中国产品的成本竞争优势,从而扭曲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非市场经济地位”和“替代国制度”大大增强了国外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随意性和武断性,进口国往往主观选择远高于中国产品价值的第三国产品的价格,这种先人为主的作法本身就极不科学和极不公平的,是不折不扣的对中国市场和产品的歧视。到目前为止,因“非市场经济地位”,中国是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2003年占世界反倾销立案总量的比值高达21．4％,其中立案后采取最终措施的比例达17．7％,明显偏高。
市场经济程度本身就难以衡量,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市场化程度达到100％,按李晓西等的研究,中国目前的市场化程度已达69％,而早在1992-1993年间,世界银行和美国CIA的调查报告已经确认,中国90％的消费价格已完全市场化。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根据相关标准,中国也许是最开放的发展中经济体。按他的分析,中国2003年的进口达4130亿美元,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仅次于美国和德国,这是经济开放的一个标志；开放的第二标志是跨国企业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巨大的销售额,2003年达到2850亿美元,出口和国内销售几乎各占一半；第三就是中国的关税保护程度较低,2003年平均进口关税11．5％,远低于其他大的新兴市场的承诺,如印度是49．8％,巴西是31．4％。因此,借口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从而抑制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背后的政治经济意图就相当明显。
五、遏制性经济摩擦
所谓遏制性的经济摩擦,是指出于对中国综合国力增长的担忧,相关国家通过相应的宏观经济战略和微观经济技术手段引发经济摩擦,从而试图减缓中国经济增长步伐,降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削弱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遏制性经济摩擦主要有两种：1、是战略性经济遏制,和政治、军事、文化捆绑在一起的经济遏制战略,通过和中国的贸易往来,有意识地推进中国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最终导致中国“全盘西化”,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冷战思维”和保守主义。2、是战术性经济遏制,即具体的经济遏制手段。总结近几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经济遏制手段,目前已采用的或隐见的有：①逼迫人民币升值；②转移投资,鼓励企业转移投资至替代国；③知识产权保护,限制高新技术贸易,限制中国留学生学习和实验的范围；④阻碍中国能源政策的推行,恶化中国资源瓶颈；⑤以核武器扩散、劳工权益保护等名义制裁中国企业；⑥鼓励金融自由化,制造金融震荡,冲击中国金融体系等。除非西方发达国家彻底摘掉对中国的“有色眼镜”,主动放弃遏制中国政策,这种经济遏制手段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隐蔽,由此而引发的经济摩擦也就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复杂。
由于引发不同经济摩擦的原因不同,所导致的后果也不尽相同,针对经济摩擦所采取的手段也不相同。明确经济摩擦的类型,有助于国家有目的地建立国际贸易争端预警机制,对不同类型的经济摩擦进行监控,找到解决经济摩擦的关键,从而在WTO国际贸易协商中掌握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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