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民币升值;猪肉价格稳定;生猪养殖模式;产业调整
中图分类号:F8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09-0062-03
一、汇率变化对国内价格影响的一般分析
在理论上,“从产品市场来说,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国内物价的直接影响体现在进口的最终消费品价格和进口的中间投入品价格下降。进口中间品价格下降,通过生产成本下降带来最终消费品价格的下降。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CPI的间接影响体现在国外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下降,最终降低了国内的CPI。与此同时,在国外需求下降时会出现国内需求替代,总需求的减少导致了出口品价格和国内替代品价格的下降,这也会导致中国的CPI的下降。”但就猪肉行业来说,以上理论难以解释实际情况。因为无论是作为最终消费品的冷冻、鲜猪肉,还是作为中间投入品的活猪、玉米、小麦等的进口量占国内总产量的比例都非常低。以玉米为例,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2006年中国玉米总产量为1.42亿吨,而根据海关进出口数据,2006年中国玉米进口量仅为6.5万吨,对玉米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在猪肉产品出口方面,即使人民币升值导致猪肉出口价格上升,但因中国猪肉产品出口具有明显的地理优势,出口目的地市场呈现刚性需求,人民币升值对于境外地区的需求影响不大。以2002年我国活猪出口目的地为例,对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出口分别是1766326头和120489头,而总出口量为1888606头,占比为99.9%。2007年1-11月,我国鲜冷冻猪肉出口额为2.54亿美元,但出口到我国香港地区、朝鲜、吉尔吉斯斯坦的出口额合计为2.09亿美元,占猪肉出口总额的82.34%。因此,人民币升值对猪肉价格稳定的影响遵循的是一种更为隐蔽、更为间接的路径。
二、本轮猪肉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本轮猪肉价格的上涨可视为是成本推动和供求缺口的综合结果。成本推动主要表现为饲料成本的上涨。养殖生猪饲料的原材料组成中包括玉米、豆饼等粮食作物,由于受国际粮食价格的牵连,农民惜售、工业需求增加等原因,导致国内粮食价格上涨,从而使饲料制作成本加大,推动饲料价格上升。
之所以发生猪肉市场供求缺口的情况,主要由于以下原因:自2005年以来相继发生的猪链球菌感染、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疫情使养猪业遭受重创,严重打击了养猪户的养殖信心。机会成本的加大。农民养殖一头生猪在好的行情时只能赚200元左右,相当于农民外出务工一周的收入。进城务工农民在政府相关政策的关照下,各种待遇利益都得到提升,使得留村养猪的机会成本加大。据四川省内江市2007年8月公布的《关于生猪供销情况的调研报告》,“低下的养猪效益,对于青壮年农民尤其是掌握一技之长的劳动力,越来越缺乏吸引力;由于农民养猪的比较效益太低,养殖积极性严重下降。”猪肉行业存在蛛网效应。养殖户往往根据上一年或上一生产周期的行情、价格以及自身亏损情况来决定下一年是否养殖或者养殖多少。据新华网消息,2006年上半年,生猪市场价格持续低迷,5月生猪价格跌入最低谷,为5.96元/公斤,养猪业处于亏损状态,因此许多养殖户退出养猪业。当价格有所恢复时,养殖户又没有及时补栏,而是采取观望态度。况且一头猪从投入养殖到最终出栏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些都导致供给无法跟随价格有效增加。需求方面,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关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调查显示,2003~2006年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持续增长,由781元增至953元,增幅达22%。而食品在这部分群体的消费结构中占有很大比例,猪肉属于“劣质品”,在他们的收入增加后,将增加对肉类的需求,从而影响了猪肉市场的需求状况。
此外,落后的养殖模式是猪肉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国生猪存栏量超500头的养殖户/场仅占总量的12%左右。农民分散饲养仍是我国生猪养殖的主要模式。2008年中国肉类协会副秘书长高观在《关于我国肉类安全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对我国畜牧养殖业的结构做出分析:“从养殖环节看,农民散养的传统生产方式还占80%左右;从屠宰加工环节看,规模以上的工业化企业只占12%左右,半机械化和手工屠宰的企业占约88%”。这种模式的存在,并不利于生猪养殖业的发展,其弊端在于:养猪农户与最终消费市场之间存在过多的中间环节,无法及时获取最终消费市场信息,只能按照市场上期的相关信息,主要是价格来决定养殖量的多少,而不能根据市场的变化适时做出调整,致使蛛网现象更为严重,危害更大。对于疫情爆发的抗风险能力较差。散养的养殖模式使生猪收购市场成为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消费者市场。由于养殖户的进出不受限制,养殖的产品——猪具有同质性,单个农户各自根据上期市场条件做出判断进行养殖,最终面对收购市场时,每个农户都是价格的接受者,而收购方可以根据农户的供给情况和最终消费市场的需求情况来决定收购量,并制定价格。结果导致养殖户的利润十分有限,甚至其发生亏损时,也不能单方面提高价格进行弥补。类似的情形同样发生在饲料市场中,单个农户只是价格的接受者,缺乏议价权。过于分散的养殖使政府的宣传容易出现盲点,还会加大政府的行政支出,既不利于疫情防范,也不利于新技术的推广。散养的农户受限于养殖场地、资金投入等因素,而无法进行规模化养殖。假设一个青年能够同时养殖10头猪,但受制于各种因素,只能圈养5头,从而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使机会成本难以弥补。
三、人民币升值对猪肉价格稳定的长短期影响分析
第一,饲料成本方面。通常情况下,在生猪养殖的饲料成本中,玉米成本占50%-60%。在理论上,玉米价格的上升将使更多农户购买其替代品,从而稳定成本。但由于作为玉米替代物的小麦等价格也在不同程度的上涨,因此替代效应并不明显,饲料成本中玉米仍占较大比重。加之我国的玉米种植和生猪养殖地域分布不均,如玉米产量占全国玉米总产量64.6%的东北三省、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其猪肉产量合计仅占全国猪肉产量的29.8%;其中,东北三省的玉米产量占全国玉米总产量的28.6%,而猪肉产量仅占全国猪肉产量的6.3%;相反,猪肉产量合计占全国猪肉产量22.8%的四川和湖南,两者玉米产量仅占全国玉米产量的7%。这种布局的结果是玉米在北方产销过剩,而在南方严重短缺。而且,“从北方口岸运到南方口岸的运输费用大于出口到韩国等口岸的运输费用”。以吉林省为例,据吉粮集团副总姜建华在“2004年中国玉米市场春季论坛”的报告,吉林省的玉米运到韩国,一般每吨运费为50元左右,而运到南方口岸需要70元,因此实行市场化运作的粮食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的目的驱使下,将加大出口,减少对南方市场的供给。当然,政府有相应的出口限制政策,如实施出口配额、调整出口退税率甚至禁止出口等。但事实证明,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控制会带来诸多不良影响。姜建华指出:“纵观我国14年来玉米出口的历史,不难发现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形成了一个停止出口、国际玉米价格上涨、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玉米产量大幅度提高、造成新的积压、国内粮价下跌,恢复出口、国际粮价下跌、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玉米产量降低、国内粮价上扬、停止出口的恶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背上沉重的包袱、农民增收严重滞缓、经济效益大幅流失、粮食企业处于尴尬境地。”而人民币升值是一种市场化的手段。通过降低粮食企业出口利润,减少因运费差异导致的利润差异的影响,从而通过市场力量使粮食企业增加对南方市场的供给。玉米出口量从2007年的492万吨锐减至2008年的27万吨,正是人民币升值和国家取消对玉米出口退税的双重作用的结果,对稳定玉米价格起到了一定作用。这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短期影响。从长期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并有效减少行政政策对市场的干预,有利于实现玉米产业市场化,从而有利于以玉米为原产料的行业的发展。第二,降低农民机会成本方面。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人民币升值导致企业出口利润减少,甚至促使部分以加工出口贸易为主、产品缺乏竞争力、利润率较低、靠廉价劳动力维持的制造业企业难以继续运作,进而倒闭。这类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其对劳动力要求不高,是吸纳进城务工农民最多的企业类型之一。这类企业的相继倒闭,导致多数工人失业,使对应的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劳动力报酬下降,农民留村养殖的机会成本降低,农民放弃进城务工,部分已进城农民返乡,在返乡的劳动力中有一部分重新成为养殖农户,从而有利于对生猪供给的补充。这是人民币升值对猪肉价格稳定的中短期影响。长期看,人民币升值迫使缺乏出口竞争力的企业转型,转型后的企业对于缺乏一定技术含量的劳动力需求有所降低,这将减少进城务工农民的数量,进而保证农村从事养殖的劳动力数量。由于进城务工的多是青壮年,这些劳动力的留守将为养殖业的现代化、集约化、规模化改革提供足够的劳动力支持。
第三,外资进入方面。由于我国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的脱节,形成粮食价格的洼地,使国际热钱有了进入粮食市场投机的动机。由于中国政府的宏观控制,热钱投机获利的可能性较低。但是,由于人民币一直处于被低估状态,有着升值的预期,等于给了与这部分热钱获利的第二重保证,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这部分资金的进入,从而扰乱了粮食市场秩序。2007年7月—2008年7月,随着人民币每一阶段性的升值,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部分热钱的进入。因为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人民币部分升值预期的实现,这部分国际热钱需要重新判断人民币汇率是否已达到合理水平和粮食市场投机可能获利性的大小,迫使其谨慎进入,从而有利于粮食市场稳定和猪肉价格稳定。这是人民币升值对猪肉价格稳定的短期影响。与此同时,本币汇率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较小,外商直接投资看重的是投资环境的好坏和市场潜力的大小。因此,粮食市场的稳定将一定程度上改善生猪养殖业的投资环境,促使外商投资生猪养殖业。借助外商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从而实现生猪养殖业向现代化养殖模式转变,改良甚至改革生猪散养的模式。这是人民币升值对猪肉价格稳定的长期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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