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历史学会原会长,著有10多部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被誉为继费正清之后“最懂”中国的当代历史学家；而后者作为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不仅是中国地产行业的创新者、民营企业的思考者和布道者,更是一位企业公民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二人的交集,在于共同对100多年前中国近代公益事业源起的探寻。
史景迁：作为一个企业家,你怎样看待中国公益？
冯仑：1949年之前,卢作孚为社会做了很多事情。他自杀后,人们发现他的房子都是租别人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做那么多有益于社会的事。最近十年,中国大陆才发育出新的现代公益。10年前,一部关于私募公益基金的法律出台,才允许社会个人出钱,组建一个基金会,聘请专业人士来运行。这是最近10年才出现的事。
目前中国民间的公益基金会有2000多家,发展非常快。它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也非常大。比如阿拉善SEE,是一家关注并资助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基金会,它集合了中国民间300多个企业家的财力,对草根环保组织进行资助。可以说,在中国,2/3的民间环保组织都得到过阿拉善的资助。还有壹基金,它是中国最大的民间救灾机构,也是每一个灾害现场见得最多的民间机构。还有爱佑基金会,它是全球最大的儿童心脏病救助机构,一年可以完成1万例的贫困先心病儿童的救治。按照中国医学方面相关统计,每年中国出生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是20万-25万例,其中贫困先心病患儿约有5万例,爱佑可以解决全中国1/5-1/4的贫困先心病患儿的救助。它目前主要采用的是平台式救助模式,即搭建一个救助平台,鼓励社会捐1万、地方政府配套1万、家庭分担1万元,这样贫困先心病患儿一发现生病,就可以马上送到医院做手术。事实上,各家基金会都有自己的模式。
当然,这些民间基金会的成长,也都得到过国际慈善机构经验的滋养。比如阿拉善SEE,最初王石当会长时,我们也都去美国访问过,去拜访过洛克菲勒家族,去学习他们专业的基金会管理模式。此外,也去了英国学习交流。
在中国民间基金会中,来自民间个人和社会组织的捐款目前已超过65%,且其中大部分来自企业家。
史景迁：从中国的公益现实看,可不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是一个非常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群体？
冯仑：心怀梦想,才能心系他人。中国企业家的济世情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在中国有句家喻户晓的话,叫作“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里头包含两个标准,一个是低标准,如果你能力不够,那就管好自己,别生事,别惹事；一个是高标准,你能力够好,那你就可以帮助更多人、做更多的事。中国很多企业家都熟悉并了解这句话。但这是一种道德层面的要求,公益组织一旦成熟后,还会由道德层面的要求转为追求更高理性层面的建设。如果说“有使命+有价值观+有愿景=有理想”的话,那么中国企业家大多还是属于理想主义者。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了这么多年,存在一些冲突、创伤需要去抚平,而公益组织可以去帮助做这方面的事情。中国企业家的理想主义,也终将会帮助中国社会更具建设性、更加和谐健康地发展。比如爱佑基金会,现在每年可以做到1万例贫困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救治,这个事进行下去,倘若最后政府声称,所有贫困先心病儿童救助的事由我来埋单,那么爱佑就去做其他的事。这就推动了中国政府政策的改变。
中国企业家这样的理想主义,对中国的渐进式发展将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史景迁：作为一名中国商人,在企业要赚钱与向社会付出做公益之间,现实中怎么平衡？
冯仑：与美国民间基金会的发育不同,像洛克菲勒家族,他们是第二代、第三代人才开始做社会公益；而中国的企业家,半代就要开始做公益了。中国企业家的时间大致是这样的：大量的时间在赚钱,大量的时间在捐钱,偶尔也为自己和家人花些钱。国外创办民间基金会的企业家,第一代人多半在专心赚钱,而中国发展变化得太快, 因此让我们这一代企业家的角色也变得多样。像曹德旺,捐了43亿元的股票股份来做公益；像蒙牛集团的牛根生,将自己手上的公司股票,几乎全部卖掉,用他自己的后半生专心做公益。
史景迁：中国企业家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冯仑：我的理解是：做生意吧,只做一次,结果做得很成功,已经证明了自己,那他就可以完全转型了。像比尔·盖茨也是这样。现在中国的企业家,大部分是两件事都要做,即大部分时间赚钱,大部分时间捐钱做公益,这非常辛苦。因此,企业家们也希望有一天能从压力最大的商业前线,转向公益事业,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转型。
现在在中国,还有一个有趣或有意味的现象是：许多企业家的第二代,也选择了去做公益。这一代人他们非常幸运,由于上一辈人的辛勤付出,他们一出生,在生活、 经济上的起点就很高,他们选择做公益,可以说：“他们的起点,是上一代人很多人的终点”。在父辈累积下,“富二代”们的起点很高,那么他们接下来的发展只有两种可能,一是选择让自己的个性充分成长,比如成为艺术家、作家、探险家等；二是选择为公共事业服务,那就是进入政府工作和从事公益事业。现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富二代”选择做公益,而不是接手家族企业。中国企业家们的选择,已经越来越与西方社会接近。
史景迁：他们是觉得自己在商业上已经很成功,所以不想再赚钱做生意了吗？
冯仑：企业家好比运动员,长年处于不断的高强度竞争状态之中。好比职业球员打球,一辈子不停地打下去,多数企业家最后以破产而告终；也有的企业家,会选择在赢了第一局时就退,或者赢了大满贯就退役。如果不停地打下去,真不知道结局是怎样的。企业家长期处于竞争之中,也会疲惫。像刘翔,他第一次受伤就应该退下来, 但他的经纪人、其他代言广告商等都不允许他退,结果他又带伤在英国参赛,结果摔得更惨。他的境遇,其实就像企业家一样,是进入了商业链条而自由不得。
史景迁：中国公益机构发展很快,在中国做公益需要竞争吗？
冯仑：马云进入TNC之后,也将许多企业家拉了进去。像阿拉善协会,在做一些好的项目时,也会与其他基金会竞争。但我们都是做企业出身,知道产品要做差异化,也都不会盲目学别人。比如壹基金,原来做三件事,即救灾、儿童救助和扶贫,后来为了竞争,将三件事减为一件事,将扶贫和儿童救助 的项目减去,如救助自闭症儿童的海洋天堂等项目停掉,专心做救灾,将救灾流程做得更专业更规范,将这一件事做到最好、最专业,这就是竞争。
还有爱佑基金会,原先也还做儿童耳蜗工程等,后来也决定只做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救治,它规模做上来后,得到很多人支持,现在已是国内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最大的民间救治机构。
国内还有其他一些公益基金会,也都会考虑避免做与别人同样的事。这是好事。适度的竞争,会让每一家基金会去考虑它的发展战略,提升它的管理团队。目前公益之 间的竞争,都还是一种温和的竞争、健康的竞争。通过用竞争的思维,带动项目间竞争,使公益项目最终发展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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