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不为此怨天尤人,而是用作家的敏感去探索当代人类这一新的命运。出人意料的是,托宾发现,改变并非像古人描写的那么凄凉可怕。远离故土的确会带来一段痛苦的情感经历,但人类高度的适应性以及现代社会的合作和开放,会帮助人们把他乡变成故乡。
托宾自己也是一个处处为家的“世界主义者”。他出生在爱尔兰东南部的因尼斯考塞市,祖父和一位叔祖父都是爱尔兰共和军成员,但他却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直到今天依然像当年的乔伊斯一样不满爱尔兰人的酗酒、粗野。大学刚毕业他就去了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并用这一经历写了第一部小说《南方》。
托宾常被人们称为爱尔兰的亨利·詹姆斯,不仅因为他用小说的文体写了亨利·詹姆斯传记,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布鲁克林》几乎就是亨利·詹姆斯故事的现代版。
亨利·詹姆斯出生在美国,从小跟着父母四处奔波,成年后又长期住在欧洲,因此写了大量文化冲突的故事。不过,在亨利·詹姆斯的19世纪,天真的女主人公从美国来到欧洲,被成熟、狡猾的欧洲人欺骗,经历了文化上的震荡。而在托宾的21世纪,女主人公艾丽丝从爱尔兰到美国,经历一段背井离乡的痛苦之后,渐渐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她不但在一位神父帮助下找到自己的事业,还邂逅了愿与她长相厮守的爱人。
姐姐的病故令她重回爱尔兰。有趣的是,此时爱尔兰更像他乡,她一开始同样感到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与初赴美国一样,一段时间之后,她也逐渐接受了这里曾令其反感的生活,甚至可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托宾在结尾安排艾丽丝必须回到美国,这结局与其说是为了表明文化的失落,不如说更表明他乡完全可以成为艾丽丝的新故乡。
在生活越来越从家族结构转向家庭结构的今天,在社会越来越开放和接纳异己的环境下,离乡背井不再像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描写的那样凄凉落寞。相反,在托宾看来,一个包容的社会,处处他乡是故乡。
今日不仅对故乡的依恋不再永久,亲人的纽带也逐渐松动。在托宾笔下,一切改变在看似走投无路的时候,最终都能被人们逐渐适应并接受。生死与共在今天看起来有点儿荒诞,因为一次丧失绝不意味着无路可走。事实上,如今有那么多其他选择可以给心灵带来安慰,有的选择甚至可能带来更好的结局。
在《长冬》中,米盖尔一家的生活并非像退伍回家的米盖尔想象的那么舒心满足,母亲偷偷酗酒并患有焦虑症,弟弟马上要去参军。继弟弟离开留下的空虚之后,母亲又突然离家出走,被暴风雪困住失踪。生活似乎走进了绝境,米盖尔不仅要经历丧母和离开弟弟的空虚,剩下的父子俩不会做饭,不会饲养家畜,生活也成了问题。但就像托宾所有的故事一样,在任何生活的死角,都会有通向柳暗花明的小径。米盖尔一家请来的小帮工不但解决了家务问题,还与米盖尔渐渐产生感情。
托宾是一个同性恋者,常用同性恋为孤独的失落者提供感情出路,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感情的港湾不止一处。目前的托宾很难说家在爱尔兰还是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之前也曾先后执教于马萨诸塞大学、圣十字学院、马里兰罗耀拉学院、纽约大学、波士顿学院等,但同时他又在爱尔兰的一些杂志社做记者。
单身一人的他过着精力充沛、四处游历的生活,来过中国好几次,这让他比不少当代爱尔兰作家更为中国读者所熟悉。托宾也不满足于写小说,戏剧、诗歌、随笔、报道、文学批评等都有涉猎。
在他的世界里,周围的“陌生”世界远比想象的友善,这也是变化能够被顺利适应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在文学的世界里,托宾同样处处以他乡为故乡吧。
生活就是这样,不会十全十美,但也并非没有希望,现代社会尤其提供了众多选择。这些选择未必尽如人意,一样可以通向幸福。托宾的独到之处在于细腻勾勒种种变化过程中人物的内心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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