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长期以来在动员储蓄和投资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严格的分业经营体制也在一定时期内为我国金融业的风险管理做出了贡献。然而,随着经济的全面转轨和金融的日益深化,现有金融结构的局限性也逐渐有所表现。不够合理的金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金融效率的提高、影响了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这已经成为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识。党的“十七大”已经将形成“功能完善、结构合理、高效安全的现代化金融体系”作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这标志着一场改变我国金融结构,对各类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相对地位和比例进行再配置的深刻变革已经来临。
本文认为“直接融资比重上升”和“金融业混业经营”是当前我国金融结构演变的两大主要趋势。这两个趋势在我国当前的金融发展中已有所显现,本文将借助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论证这两个趋势的合理性,并指出在这两个趋势不断发展的同时,只有适时推动金融监管结构随之改变,才能提高监管效率,保证金融结构变革所带来的效率改进得到充分发挥。
当前我国金融结构演变的两个重要趋势
发展直接融资与宏观金融结构变革
从宏观金融结构来看,直接融资近年来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其中以股票市场的发展尤为迅猛参与的“跨区域中小银行银团联合会”正式启动。该银团联合会将在银团合作的范围、机制、对象等方面进行创新和突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本次银团合作突破了传统信贷领域的限制,将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业务的交叉销售也纳入了合作的范围。这为我国金融业实现混业经营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载体。
金融结构演变与监管结构演变
我们不难发现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和推进金融业混业经营可以使我国的金融体系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但我们同时也不能忽视,当前金融结构的演变有可能会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冲击,这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认为,随着金融结构的转变,我国的金融监管结构也将由严格分立的监管结构向一体化的监管结构转变。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结构主要有分立与整合两种类型,严格分立的监管结构以我国为代表,完全整合的监管结构以英国为代表。美国采取的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伞型”监管结构。按照巴塞尔有效监管的全面性原则,无论是分立还是整合,不同监管领域之间的协调都是最重要的,只不过在整合体制下表现为同一个机构内部不同部门的沟通,而分立体制则表现为不同机构之间的沟通。
一般来说,金融监管结构必须要与金融结构相适应。这是因为不同的金融结构会引致不同的金融风险结构,而风险控制是金融监管的首要任务,适应金融结构和风险控制的需要,金融监管也必须形成相应的分工结构。
随着银监会的分设和《银监法》的颁布实施,我国正式确立了“一行三会”分立的金融监管结构。有人把这种监管结构的特征形容为“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表面上看,这种划分似乎是十分清楚的：银行、证券、保险和货币政策,界限分明。但是从有效金融监管的全面性原则来看却并非如此。
实际上“一行三会”所监管的金融领域,就象几条河流相互交叉联通后形成的水系,流动的是相同的金融资源,而不是经过清晰界分的铁路。如果缺乏全面的统筹与协调,很可能在水系的一段已经水满为患,在另一段却已经断流,水系的一段被污染,整个水系也会被污染。也就是说,如果“一行三会”不能形成全面监管的协调机制,那将很容易引发监管过度、监管真空等不良现象,还可能诱发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行为,不利于监管效率的提高。在金融结构变迁的背景下,严格分立的监管结构使金融监管很难有效防范证券保险行业风险向银行渗透,积聚为系统性风险。这就要求监管者针对监管效率和监管成本作出新的选择。
事实上,十七大报告对此已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按照这一要求,有可能会产生一个统领“三会”的大部门机构。因此,一体化监管取代分业监管已是大势所趋。鉴于我国金融监管的实际状况,在监管结构变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用“伞型”结构作为过渡。
对策建议
我们认为“直接融资比重上升”和“金融业混业经营”是当前我国金融结构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的重要演变趋势,它们将对我国的金融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而金融结构的变迁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针对金融结构的变化,对监管结构进行调整,逐步建立高效、合理的一体化监管结构,才能在保持金融业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金融结构变迁带来的效率改进。
由于金融结构及金融监管结构的演变将对我国金融体系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仅针对与金融结构演变有较为直接和密切关系的金融业监管问题提出若干对策建议。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监管人才的孵化机制创新。
首先,要建立人才引进制度：尽快引进相对稀缺的专业人才,加大对基层监管机构中专业监管人才的补充力度。其次,要建立“人本教育”制度：要建立系统的培训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对监管人员进行周期性业务培训,特别要注重证券、保险等相关业务知识的培训,提高监管人员的整体素质,来切实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和水平。最后,实施“监管专业带头人”制度：发掘、培养一批符合现代金融业监管需要的专家型人才,提高金融监管部门的实际监管能力,并形成一支学习型、专家型、务实型、开拓型的监管队伍。
金融监管制度创新。
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初始的制度安排直接决定产业组织今后的发展路径。在我国金融结构面临深刻变革、金融发展迎来一个新纪元的时候,我国金融业监管必须努力在诚信制度、呆账强制核销制度、资本强制补充制度、审慎监管制度、金融创新的激励约束制度、市场退出制度等六大方面实现制度创新,从而为新形势下银行业的稳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金融监管方式创新。
金融监管的核心在于不断提高和强化监管效果,即以最佳“性价比”的金融监管投入实现监管效果的“帕累托最优”。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应力求在审慎监管模式下不断实现监管方式的“帕累托改进”。目前,在金融业监管中主要有八种监管方式需要我们去努力探索,包括：标准化监管、差别监管、持续监管、流程监管、联动监管、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功能监管和阳光监管。正确运用这些监管方式,将极大地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为金融业平稳应对金融结构的演变提供保障。
(作者单位：湖北银监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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