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市场风险,转型后的难题
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出台,美国金融业打破了分业经营格局,开始向综合化转型。仅从原有商业银行的角度来看,转型历程包含了机构和产品两个维度。一方面,“产品转型”溶解了原有的市场隔阂,增加了银行实行“机构转型”的压力与动力,也为银行开展“机构转型”提供了现实的业务通道；另一方面,“机构转型”实现了银行业务领域的扩张,使其能够全面参与转型后的衍生产品的各个市场环节。这种双重转型大大增加了银行风险暴露的广度和深度,革命性地改变了银行风险的范围和性质,构成了全面市场风险,即由于业务的综合性而可能受到多个金融市场领域风险的直接影响。
对于从传统商业银行转型而来的金融控股集团来说,次贷危机就是这种全面市场风险的一次集中暴露。在次贷危机中,本来作为信贷风险转移工具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却给银行巨头们造成了重大损失,就是因为转型后的银行在证券化市场中扮演的多重角色导致了风险的循环回归。
在经典的证券化模型中,商业银行的角色主要是信贷资产的出让者,也就是风险的出让者。但是,当银行实现综合化转型后,不再只是信贷资产出让人角色,而是全面参与了房贷发放、信用增级、证券投资和杠杆授信等多个市场环节,不但重新承担了间接融资市场的信贷风险,还主动地吸纳了证券市场的部分风险。这种风险循环改变了证券化设计的初始意图,把银行推入全面市场风险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证券化链条中与银行有关的四类风险的政策变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1年4月生效的FASB140号公报采用了所谓的金融合成分析法,不再把风险转移视为会计确认的明确因素,大大鼓励了银行为证券化产品提供信用增级,开展流动性安排、信用违约掉期、总回报掉期等各类信用增级业务。据分析,截至2007年底,美国MBS市场总量达到1.5万亿美元,按照7%的信用支持比例,以次级受偿权为核心的信用增级证券就逾1000亿美元,一些银行机构持有的该类证券甚至超过了自身所有者权益的10%。当大规模的借款人违约事件出现时,这些信用风险产品便直接成为提供信用增级的商业银行的亏损点。
再次是投资业务风险。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商业银行纷纷转型综合化,却没能在文化和制度上有效整合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两大业务领域。投资部门不接受谨慎经营的传统银行理念,大量投资于高度衍生的证券化产品。与此同时,银行的内控机制一定程度上还滞留在商业银行时代,难以监察和控制高度专业化和复杂化的衍生品投资行为。这种落差最终导致了花旗等老牌银行巨头的蒙尘,甚至产生了像法兴银行那样严重的交易员违规事件。在银行介入的投资业务领域,引发风险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银行设立的内部投资部门；二是证券承销部门,在包销制度下必须自行承担未能卖出的资产支持证券,作为全美第二大CDO承销商的花旗为此损失重大；三是银行设立的对投资者开放的投资机构,在次贷市场崩溃面临投资者赎回压力时,银行被迫出面承担流动性供应,进而接手市场风险。其中,投资业务机构的表外化成为美国银行综合化经营的显著特征,并成为最终可能拖垮银行的“黑洞”。为了达到某些财务目标,银行利用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把内部投资部门改设为可以脱离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特殊目的实体。这些表外机构大量而集中地投资于证券化产品等,成为银行投资业务风险的主要来源。
最后是在直接融资市场开展杠杆授信的风险。由于金融脱媒化的不断深化,美国银行业的信贷市场环境日益恶化。为了争夺有限的间接融资市场,也为了能从日益繁荣的直接融资市场分取利益,美国银行通过信用授权放任大量银行资金通过投资机构注入证券化市场,大大助长了市场泡沫。这种授信业务具有高度的杠杆性,尤其是衍生品对冲交易信贷往往能达到数十倍的杠杆,其破坏性远比信贷资产内含的违约风险要大得多。当使用杠杆授信的投资机构深陷困境时,商业银行账上的担保物——资产支持证券也急剧贬值。
次贷危机中花旗集团面临的全面市场风险
花旗集团是商业银行向金融控股集团转型的典型代表。而资产证券化产品就是典型的“产品转型”的成果。花旗集团在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全面投入是“机构转型”与“产品转型”这两股时代变革最终融汇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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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花旗集团拥有四大业务模块,包括全球消费信贷,资本市场与银行业务,环球财富管理, 替代性投资业务。依靠综合化的业务架构,花旗集团在证券化市场中扮演了包括发起行、担保行、承销行、投资行、服务行等多重角色,并由此承担了证券化市场的全面风险。其中,按揭贷款风险主要体现在全球消费信贷的美国国内消费信贷业务部分；证券化业务开发、交易以及投资机构授信风险主要体现资本市场与银行业务。
证券化市场基础的动摇：花旗按揭贷款的风险分析
根据花旗的统计口径,其按揭贷款风险评定主要有两个指标。最重要的指标是贷款人信用级分业务。
次贷危机对转型期中国商业银行的启示
由于金融全球化的加深,次贷危机也波及到我国银行业。除了对财务报表、股市价值等直观经济指标的影响,也对银行风险管理提出了警示。辩证地看待这次危机,可以产生如下四点启示：
第一,在坚守资产出让人角色的前提下,资产证券化是商业银行转移风险的有效工具,也是通过风险分摊来缓和金融市场危机的可行路径。周期化是经济运行客观规律,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景气循环无可避免,且已初露端倪。商业银行要在继续严把授信审批关的同时,关注所谓优质资产的房贷的未来风险。特别是在商业银行依然占据金融市场中心地位的我国,银行信贷风险的分散化更有利于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事实上,正是因为经历了长期的证券化进程,美国银行体系本身的信贷风险已经成功地分散到了全球投资市场,其遭受的损失主要来自于投资而非信贷环节。
第二,在推进综合化经营的同时,坚持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原则,及时地建立和完善针对非传统业务的风险管理机制。综合化经营转型为商业银行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也蕴涵着巨大的经营风险。在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综合集团的框架下,要深刻认识到非传统业务的风险成因和表征,转变风险意识和管理模式,坚持稳健经营的基本原则。
第三,在遵守风险隔离规范的前提下,加强各业务板块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避免市场风险的循环回归。次贷危机对一些银行颇具讽刺意味：风险只是从信贷部门转移到了投资部门。这个教训显示了综合化框架下各业务板块的巨大隔阂,以及在内部整合和统筹管理方面的失误甚至失败。
第四,在既有的协调监管安排的基础上,我国金融监管当局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合作层级,有效适应综合化转型的市场格局。我国金融市场监管体系的发展历程属于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危机驱动模式下诱致性生成的美国监管体系相比,具有制度变革上的一些优势。在我国金融市场混业的启动阶段,应当同步进行监管体系的资源整合与架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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