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Pettis，卡耐基基金会高级副研究员
改革会提升中国经济的增速吗？
虽然具体细则还很含糊，但中国去年11月份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了中国政府为中国未来一年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性质。当然，在任何相关公告中，都很少提及在实施这些改革措施的过程中将会面临的各种困难，其中最重要的很可能是在政治上面临的困难，我们也没有听到(我认为这毫不意外)中国政府在应对这些困难方面将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一直令我感到诧异的是，许多分析师(其中有些人，但不是所有人，承认实施这些改革措施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程度)预期这些改革措施将会迅速释放大量生产力，以至于中国的经济增速将会得到维持，甚至高于目前7.5%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
我认为，这极其令人难以置信。在我近几个月以来撰写的大部分文章中，我都在担忧，在从一种经济快速增长让权贵阶层获益过多而损害普通家庭利益的增长模式转向另一种经济增长速度较慢会让普通家庭获益更多而牺牲权贵阶层利益的增长模式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将会面临的困难。在我看来，这仍然是评估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无论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有多么成功，我相信，预测中国经济即将走上历时十年的7%-8%的增长轨道的分析师们，不仅曲解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性质，而且也忽略了以前类似经济增长奇迹的历史。
在我看来，中国的GDP增速在2020年之前几乎不可能保持或接近当前水平。我猜测，当经济增速下降(因为它们必定会如此)时，那些声称中国经济将会维持当前增速的人会争辩说，他们的预测有误的原因是：中国政府没有正确实施改革措施。虽然这种说法可能有助于挽回面子，但在我看来却是极其不正确的。相反，我认为，如果中国的GDP在2014年和2015年继续以每年7%以上的速度增长的话，那将正是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实施改革措施。换句话说，成功实施改革措施正是经济增速将会大幅下降的原因所在。
为了解释为什么会如此，我想列出我从外界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普遍反应中得出的三个想法。首先，虽然许多分析师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期间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誉为非常“大胆”和“创新”，但事实上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对这些改革措施进行辩论——甚至在2007年3月份之前，众所周知，当时温家宝总理把中国经济说成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大多数经济学家现在认识到，近年来中国太多的大规模投资支出被浪费在实际回报为负的各种项目上——正如遵循类似增长模式的每个国家在后期阶段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因此中国目前的债务水平很高，而且债务总额的增长速度比其自身还本付息能力的提升速度要快得多。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中国达到借债能力的极限，那么就像以前几乎所有类似国家在经过多年高速增长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一样，中国面临经济增长突然而无序中断的风险。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必须实施相应的改革措施，以提高投资效率。这包括把资源从国有部门转向中小型企业。中国政府还必须增加消费在需求中的所占份额，这就需要首先提高家庭部门在GDP中的所占份额。
归结到它们的基本要素，十八届三中全会期间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正好会做到这一点——通过改革汇率及利率制度，改变金融体系中的信贷分配，促进创新，改革土地所有权和户籍制度，加强法治力度，甚至把部分国有资产分配给家庭部门。这些提议没有任何令人吃惊或感到意外的。
我从外界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普遍反应中得出的第二个想法是，正如我以前已经说过很多次的那样，诸多历史先例表明，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确定一套合适的改革措施，而是执行这些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都比较容易制定，但反对改革的政治势力很可能非常强大。要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了解经济权贵的利益与中国经济的需求之间的一致性将会如何发生变化。
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和经济管理不善之后，中国的资本存量远低于其体制和社会可通过富有成效的方式吸收投资的能力。中国迫切需要更高的投资水平。按照一些“经济增长奇迹”国家的经验——并且利用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五十年前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中国正是落实了这样做的各种政策。
(责任编辑：DF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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