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马威澳大利亚亚洲业务组主管范信德说：“中国企业将在未来五年内投资全球超过5000亿美元,澳大利亚可望获得其中的12%,这块蛋糕不可谓不大。”对未来前景,报告作者持乐观态度。
澳大利亚驻上海商务领事刘冰向《中国经贸聚焦》记者介绍,吸引境外投资一直在澳方政府的日程上。
“尤其欢迎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的优势产业,包括矿产的科技服务、新能源的开发、农业的技术开发、创新行业的开发以及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的开发,而恰恰中国的制造产业提升需要科技创新,这样的投资是双赢。”
“现在,已经有中国企业注意到澳大利亚证券市场的发展,加上中国金融改革的推进,正逐渐影响中国企业到澳大利亚上市的步伐,尤其是资源类企业。”刘冰向本刊记者透露,“为了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中国企业上市,以及让澳大利亚证券市场找到更合适的中国公司,中澳双方的证券交易所正在磋商讨论。”
证券市场亚太第二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库帕坦言,现在只有25-30家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上市,数量并不多。
据库帕介绍,目前约有2000家公司在澳上市,“参照澳大利亚的国家和市场规模,这是个非常可观的数字。澳大利亚可能是全球十大最具上市吸引力的国家之一。”
“不过,在我们的时区内,上海、香港、新加坡和澳大利亚都是顶级的上市地点。中国企业上市肯定首选上海和深圳,如果规模足够大也许会考虑香港,高科技公司可能会选择纳斯达克或纽交所。”这无疑影响了中国企业走向澳大利亚证券市场的步伐。
“但是,我知道在上海证交所排队等待上市的公司非常多,如果有些公司厌倦了等待,可以选择澳大利亚上市。”库帕如是说。
刘冰则认为,赴澳上市的中国企业不多,不乏是因为对澳大利亚证券市场存在误解,“觉得市场小,融资量小。”事实上,澳大利亚资本市场是亚太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资本市场,其规模是香港的3倍,新加坡的6倍,金融衍生产品的发达程度更是位居区内首位。
经历百年发展,相比国内,澳大利亚证券市场显然是个成熟的市场,但对于中国的企业和投资者而言,它却是一个需要了解的新市场。
上市门槛低 市场稳定
今年3月6日,中环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获得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和亚太证券交易所审批同意后,正式挂牌上市。
“我们准备上市是在2012年。”深圳市中环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董晨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那时国内证券市场并没有放开,排队IPO的企业非常多,可能需要等上六七年,于是转投海外。
“大家似乎普遍认为,香港和美国是电商企业上市的首选。但是,两地的证券市场都比较成熟,上市门槛相对较高。”作为一家成长型电商企业,中环运选择了澳大利亚。
由于澳大利亚是英联邦国家,它的证券上市规则、交易体系和法规监管与伦敦交易所非常相似,但上市门槛比伦敦的主板甚至二板都要低。
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章晓洪介绍,在澳上市的条件主要有两条,在公司规模方面,至少有500名股东,每人投资2000澳元以上,或者至少有400名股东,每人投资2000澳元以上,且25%的股份由非关联方持有。在经营情况方面,要求最近12个月净利润为40万澳元以上,或有形净资产净值为200万澳元以上,又或者市场资本值为1000万澳元以上。
董晨告诉记者,澳大利亚拟建人民币离岸中心,将有效促进亚洲资本投资澳大利亚市场,这与公司未来发展路线相吻合。另外,澳大利亚也是中国移民较多的国家,对于中国企业来本地上市会更加理解和支持,来自中国的投资也更能吸引眼球。
之所以没有选择世界十大证券交易所之一的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董晨称,“一方面,亚太证交所在澳大利亚的规模相当于中国的创业板,提出的上市条件更符合企业现状。另一方面,亚太证交所计划重点搭建澳大利亚与亚洲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桥梁,我们对此抱有很高期望。”
亚太证交所自2008年被AIMS宝泽金融集团全资收购后,历经5年磨合,今年重新开业,成为全球唯一由华人控股的发达国家证券交易所。亚太证交所副主席王人庆说,亚太证交所将发展成以高科技网络交易为主、低成本运营的亚太区综合证券交易所,长期致力于开发与拓展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据悉,亚太证交所计划两年内有50家上市企业,三年内达到100家,并创建能源、农业、地产等板块。
作为亚太证交所重新开业之后第一家上市的中国企业,董晨表示,“亚太证交所的服务团队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他们的总部在北京,在深圳设有办事处,主要负责亚洲区上市前的准备工作。他们经常会来企业拜访,每周举行例会讨论重点问题和上市进展。一些更成熟的证交所或券商不一定会如此重视成长型企业。”
董晨认为,亚太证交所更适合新型的、尚处在成长期的小企业。如果是发展稳定的中型企业,可以选择在澳大利亚主板上市,尤其是有资源背景的,像矿产企业、能源企业等。“但是上市之后,对股价波动不要过于期待,因为澳大利亚的证券市场相当稳定。”
作为衡量股票投资价值的一种动态指标,澳大利亚股票的平均市盈率维持在17左右,属于正常范围,非常稳定。“总体而言,澳大利亚证券市场适合期待稳定增长和吸引长期投资人的企业。”
操作周期短上市成本低从2012年开始筹备到2014年3月上市,中环运的上市之路相对其他选择国内证券市场的企业要迅速得多,“国内可能至少经历四五年时间,在财务和运营方面都需要重新搭建公司架构,以便符合上市规范。这个过程可能会花费两年多的时间。”董晨透露,中环运没有在这方面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
与中国的上市核准制和通道制不同,澳大利亚采用注册制,上市等待时间比较短,所需时间取决于项目的复杂程度。章晓洪表示,“一般来说,如果上市申请材料符合上市条件,只要四周,申请就能得到批准。”在澳大利亚上市成本也比较低,一般只占到融资额的5%-10%,这包括承销商、律师和会计师费用及交易所收费等。
“我们在聘请顾问团队时,包括会计师和律师等,尽量选取在国内和境外都有办事处的公司,同时也会考虑它们的规模、实力、擅长领域、以往服务案例和收费等标准。”
在确定顾问团队后,中环运一边与之沟通,考虑如何搭建上市公司架构,一边清理公司账目,以符合上市要求。“2012年下半年和2013年上半年,我们主要从事上述这些比较繁琐的前期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3年中环运收购了一家香港公司,旨在作为离岸公司直接上市。海外上市一般有三种途径,境内公司境外直接上市,离岸公司境外直接上市和借壳上市。中环运选择的第二种途径,对国内的民营企业来讲,不仅能够实现融资,而且拓展公司国际化。
相较而言,第一种途径上市的好处显而易见：在行业里有更大的影响力,融资额度更为乐观。不过,原始股上市有时会因为市场疲软而遭遇上市困难,可以选择第三种方式。借壳上市不需要经过原始股的登记和公开发行手续,也不受承销商与市场状况影响。
“从2013年6月开始,工作重点转向与国外团队沟通,准备上市材料和招股说明书。这项工作也非常繁杂,其间国外团队必须到国内与我们会面,了解公司实际情况、参观公司在各地的企业、与管理层和基层人员沟通……以便采集撰写招股说明书的材料。而在撰写过程中,上市办和财务部门仍然需要不断提供各种资料。”董晨强调,在整个上市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繁琐”。
她举例说道：“上市前期,每一份证交所返回公文都需要全体董事的签字,甚至不接受电子版。我们花费了很大精力来搜集全体董事的签字。只有当上市申请通过之后、接近上市前夕,证交所才接受电子签名。上市不难,但是很繁。不过,总体来说,只要依照程序按部就班,注意时间节点,基本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2014年1月,亚太证交所审核通过招股说明书后,中环运立即在国内外分别进行了一轮路演,“反响都相当不错,因此又加办了一场。这期间募集资金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中。与国内不同,在将材料递交证监会审核的同时,还需要将一些法律材料递交具体的证券交易所审核。”
回顾整个上市过程,董晨感觉非常公开、公正。“在沟通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互相不理解的状况,比如说中国方面有时提出能否走捷径,澳方则表示只能照章办事,但绝不会故意刁难。”
高税收水平严格投资审查
澳大利亚不断释放的吸引境外投资政策,不仅让更多中国企业登陆澳大利亚证券市场,也推动更多企业对澳方企业直接投资。不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策略官、财务总监周元向本刊记者直言,澳大利亚的税收水平相对较高。
毕马威最新调查显示,澳大利亚公司税税率为30%,个人所得税税率高达45%,分别超过经合组织25.32%和41.51%的平均水平。
毕马威全国公司税负责人林克表示,高企的公司税是遏制海外投资的主要税种。“这是投资的抑制因素,如果我们不有所行动,外资将会去其他地方。”虽然澳方政府已承诺从2015年起,将公司税税率下调至28.5%,但仍高于大部分国家。
此外,中国国内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审查制度普遍抱有疑虑,标志性的事件是：2009年,中国铝业试图投资澳矿业巨头力拓,却中途铩羽而归；2012年,华为被禁止在澳参加宽带网建设投标。这样的事件给中国企业普遍留下一个印象,澳大利亚对中国资本充满戒备之心。
据悉,中国民营企业高于2.48亿澳元的投资额需要通过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由财政部长批准和否决。不过,“所有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无论投资额是多少,都需要审查。”大多数申请会在30天内完成审批,比较复杂的、涉及其他部门的,时间会延长,但最长不会超过120天。
“中铝与力拓的交易终结,不是因为FIRB否决。事实上,该交易案在向FIRB递交审查申请之前已经终结。”FIRB主席布莱恩·威尔森此前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传达这样一个事实,澳大利亚从来没有不批准来自中国的投资申请。”至于华为在澳大利亚的宽带项目,“与FIRB没有关系,是政府出于安全的考虑,限制华为参加投标。”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马克向记者强调,澳大利亚的外资审查政策都是非歧视性的,只是政府可能会考虑一些门槛,看这些并购交易是否有对国家有利。
通常而言,FIRB在进行“国家利益评估”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投资是否符合澳大利亚的经济需求以及民众的利益；是否不利于市场竞争以及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影响；对国家安全是否造成威胁；投资的属性；投资是否严格遵守澳大利亚的法律和政策,如税收、环保等。此外,在传媒、电信、民用航空等敏感领域,也对外资的进入设置有一系列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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