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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方法与西方经济学发展体系的演警察故事 进


更新日期:2016-06-20 07:51:25来源:网络点击:497138
摘要:经济方法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工具和手段,对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为背景,通过分析不同的经济方法对不同时期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来探讨经济方法对西方经济学发展体系的影响。
关键词:经验归纳法;归纳演绎法;分析综合法;证实证伪法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经济方法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工具和手段其实质是人类思维方式的理论逻辑和应用逻辑在经济理论中的具体体现。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理论的任何一次重大的突破无不与经济方法的发展有关。一部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看作是一部经济方法不断拓宽、不断更新的历史。本文以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为背景来探讨经济方法对西方经济学发展体系的影响
一、经验归纳法促进近代西方经济学的产生
近代西方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方法基础是建立在培根提出的观察-归纳-分析-判断-预测的科学研究方法之上的,这一方法体系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流派之一,其中早期的经验归纳法在近代西方经济学的产生中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
归纳思想成型较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将归纳思想用于解释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现象和问题则是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后。15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的思想逐渐从封建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人们不再从“圣经”和宗教神学典范中寻求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和解释,而更加关注人自身和人所生活的社会,一切从现象本身出发,用人的眼睛去观察客观世界,归纳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成为这一时期的科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
受此影响,早期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出现了两大倾向:一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用宗教教义和伦理规范来描述经济现象和解释经济问题的教条式的方法进行批判。二是对社会生活中的经济现象进行观察、归纳和总结。在这两种方法倾向的引导下,经验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改变,世俗商人的生产生活、流通领域的经济问题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由此产生了西方经济学中最早的流派——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分为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早期重商主义者的方法特点是:一方面通过观察从实际生活中总结经验规律,另一方面从古代思想家和经验哲学的思想和宗教规范中寻找理论的依据。主要代表人物是蒙克莱田,他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用该种方法考察了流通领域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提出商业是国民经济活动的中心,商人在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国民的富足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国王应该对商人进行激励。此外他还认为本国对外贸易是获得金银的唯一手段,但外国商人对本国经济是有害的,因而主张对外国商人进行管制。晚期重商主义主要是从商业资本家的实际经验出发来总结经济活动,并开始试图构建经济学体系,代表人物是托马斯·孟和詹姆士·斯图亚特。托马斯·孟主要从他作为一个商人的长期从事贸易的实践出发来批判早期重商主义对外国商人进行管制的观点,提出输出货物和输出货币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样重要的观点。詹姆士·斯图亚特则试图将重商主义的各种观点归纳总结为一个体系,他以“实质价值和让渡利润说”作为这个体系的核心,并规定了一些经济学概念,如“实质”、“让渡利润”、“绝对利润”等。正是由于方法上得到了突破,近代西方经济学才能打破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枷锁。
二、归纳演绎法促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因而斯密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于考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斯密在哲学观上受两种哲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一种是自然哲学,一种是休谟的怀疑论。自然哲学认为世界本身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比人所创造的社会秩序优越的多、完美的多。而休谟的怀疑论则认为人是永远不能认识真理的,人只能通过描述事物外部的现象来获得经验的认识。这两种哲学观体现到斯密的经济学研究中表现为:一方面,斯密以自然秩序为分析依据,以演绎法为基础,积极探索各种经济范畴内在的联系性;另一方面,他又按照归纳法对经济活动所呈现出来的外在表现来进行描述、分析、比较、归类。
归纳和演绎在斯密那里被孤立而又联系的运用着,斯密的归纳是现象的归纳,演绎却是本质的演绎,两者相互矛盾,却被斯密同一使用。一方面,斯密以当时的重大经济问题为研究中心,对各种经济材料进行现象的描述和归纳,形成一系列的简单的概念,如他用“购买到的劳动”决定价值来解释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斯密又以演绎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他把工农业统一到价值的概念中,初步形成了劳动价值论,并由价值演绎出一系列的工资、地租、利润、资本、分工、交换等概念。当演绎法遇到困难时,斯密就求助于归纳法,当归纳法难以解释时,斯密又转而运用演绎法。
然而,归纳演绎法对斯密建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还是具有很重要作用的,他的著名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是建立在这两种方法的基础上的,全书共五篇,其中第一篇和第二篇集中概括了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思想,而归纳演绎法也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在第一篇“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中,斯密从分工开始以描述归纳法研究了分工、交换、货币、工资、利润、价值等经济范畴,并将这些范畴以从抽象到具体的顺序加以排列,使之成为一个演绎的体系。“价值”是这个体系的核心内容。在第二篇“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中他对经济现象进行归纳描述认为资本是储蓄的一部分,并用演绎法对资本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资本是由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两部分组成,强调资本积累和资本合理利用的重要性。后面三篇主要是对前面内容的进一步论证。
斯密的归纳演绎法是在充分继承重商主义、配第、魁奈等人归纳法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传统哲学的演绎思想,这种方法上的突破直接促使他在建立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上比前人更进一步。同时,他的方法也对后来的经济学方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他以后,经济学在方法上形成了两大流派:一是以归纳法为主,从马尔萨斯、萨伊到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另一派是以演绎法为主,从李嘉图到马克思。三、分析综合法`促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分离
分析综合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发展到现代社会在方法上的一大进步,是分析法和综合法的有机统一。所谓分析法就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复杂的认识对象分解为简单的部分、方面或要素,予以研究的方法;所谓综合法则是在深入分析、了解掌握了各个部分、方面或要素的性质之后,再将它们统一起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考察的方法。无论是分析法,还是综合法都要求以整体观、系统观来看待认识对象,分析是对整体中的部分、系统中的要素的分析;综合是整体各个部分的综合,系统各个要素的综合。
分析综合法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从微观到宏观的发展,直接促使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分离,这种分离则标志着现代经济学范式的确立,从此经济学沿着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分析综合法从微观到宏观的发展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基础。在凯恩斯以前,分析综合法还处在微观分析时期,被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作为研究经济学的主流方法,以自由竞争为前提,以市场上的单个厂商或个人的行为为研究对象来对经济运行规律进行概括和提炼。
但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的爆发,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奉行的市场可以自动调节经济达到均衡和有效的理论彻底破产,微观分析综合法的主体地位也受到了挑战。凯恩斯根据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各国政府纷纷加强对国家经济干预的事实,将分析综合法运用到宏观变量中去,以总量流量分析来考察封闭经济体系中两个部门的国民收入;以总需求和总供给来探讨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决定及其变动问题,以总量局部均衡来分析商品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的均衡条件和均衡状态,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宏观经济理论体系。
分析综合法的发展不仅促使了现代经济学范式的确立,还打破了微观分析综合法统一经济学研究方法领域的局面,开创了微观分析综合法和宏观分析综合法共同主宰经济学研究方法领域的历史。同时宏观分析综合法的建立使得一大批西方经济学者纷纷放弃微观分析综合法转而研究宏观分析综合法,并在这一领域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如英国的琼·罗宾逊、哈罗德、卡尔多等;美国的汉森、哈里斯、萨缪尔森等。
四、证实证伪法促成后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新分支的出现
后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经济学方法论开始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登上历史舞台。经济学方法论这种地位的产生是和证实证伪法被引入经济学研究中密不可分的。20世纪早期,经济学方法论家首先将科学哲学中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引入到方法论的研究中去使得经济学方法论有了自己独立的研究视角,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关注的命题是理论的可证实性、可检验性和逻辑结构的有效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波普尔证伪原则,库恩“范式”理论和拉卡托斯“纲领”研究的新进展,一批经济学家开始把证伪原则运用到方法论研究中来,他们寻找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的思想与经济学的联系,开始从科学哲学的认识角度来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在这方面具有重要贡献的是马克·布劳格,他在1980年到1992年之间写了一本书《经济学方法论》,在这本书中他以证伪主义为主要论点,在对科学哲学和早期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成果总结的基础上,对经济学不同派别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提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不仅应包括科学哲学中证实主义所关注的命题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运用,同时也应包括证伪主义所关注的命题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运用。
布劳格的著作基本上奠定了80年代以后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基调,在他以后的经济学方法论家的研究大都致力于对布劳格观点的批判和深化。如考德威尔提出经济学研究方法不应该仅仅局限在证伪主义上,应该提倡方法的多元化。这些经济学方法论家研究的议题大致可以归纳为五类:、“后现代主义者”对关于方法论目标的讨论的反对;、对波普尔方法论的哲学上的批判;、把证伪主义者的方法应用到经济学分析中的努力;、“拯救”波普尔传统理论中某些内容的努力;、捍卫证伪主义理论;①他们将证实证伪法引入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不仅规范了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内容,而且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是与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分不开的,方法论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而方法论的发展又总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受经济理论进步影响的,两者共同作用才构成了今天西方经济学的大厦。因而,在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同时,不能忽视对其方法论的研究。
注释:①马克·布劳格等著、罗杰·E·巴克豪斯编,张大宝,李钢、韩振国、李振明译,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10
参考文献:
董瑞华,傅尔基著.《经济学说方法论》.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晏智杰主编.《西方经济学说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马涛编著.《经济思想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劳伦斯·A.博兰著.《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马克·布劳格等著,罗杰·E.巴克豪斯编,张大宝,李钢,韩振国,李振明译.《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赵敦华著.《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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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和.《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管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06
作者简介:潘海燕,女,江苏扬州人,硕士,主要致力于产业发展,区域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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