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银行业》杂志独家采访了银行监管一部负责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监管处室的五位负责人,他们分别是廖媛媛、纪艳梅、唐炜、丁慧以及周旭升,在对他们进行业务访谈之外,我们也从工作的另一面对监管工作者的酸甜苦辣以及所思所感加以感性的呈现,以期展现出真实的银行业监管工作者的风采。
“我们是全副武装的工行卫兵”
见到廖媛媛已过晚上八点,在结束一整天例行培训后,她和同事们还要抽时间开个会处理工作事宜。对于廖媛媛来说,马不停蹄的忙碌已然是一种常态,这与外界印象中“公务员”悠闲惬意的生活状态相去甚远。
在行政体制语境内,“监管”约等于“硬权力”,但对于监管者廖媛媛,监管并非靠行政手段“硬邦邦”的完成,而是凭借自身的专业和技术,更是靠一份责任心。面对体量庞大的工商银行,廖媛媛和她的同事们每日必须翻看大量数据和资料,并定期与银行高管沟通,进行专项调研,从蛛丝马迹中寻找可能存在的风险点。
廖媛媛笑称自己的团队是全副武装的“工行卫兵”。之所以说“全副武装”是因为,监管工作综合性强,上至宏观经济下至银行业务,乃至各种财政、税务等相关知识必须通达熟悉,而守护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则赋予了监管工作者更多“卫兵”的角色。
本刊记者：面对体量庞大的工商银行,您的监管压力大不大？在工作中哪件事情令您印象深刻？
廖媛媛：作为银行监管人员压力的确不小,工行体量庞大,集团管控制度体系复杂。监管工作并非像大家想的那样,单纯用行政手段进行监管,而主要是通过技术和专业语言与被监管行打交道。记得有一次,我给一个分行行长班交流授课,开始行长们对自己的业务和风险管控都非常有信心,但是我通过专业判断,展示了某些原本被视为低风险甚至无风险的业务存在的潜在风险和内部管理薄弱环节,得到的不是行长们的尴尬沉默,而是热烈掌声。课后一些行长还走过来感谢我,说及时给他们工作提了醒,这些业务的管理得改变思路,加强风控。对监管人员来说,银行主动自愿对你的专业判断表示赞同,也就是对你工作最大的认可。除了机构日常监管工作外,我们也要牵头做许多关于大型银行或银行业的专项分析,开展深入细致的调研,撰写大量的分析监测报告,出台监管政策要求。同时,一线监管人员要随时准备应对出现的突发事件,记得2007年、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我们好多同事几乎没休过周六日。
本刊记者：监管工作带给您怎样的感悟？
廖媛媛：银行监管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除了必备的金融专业知识,还需要掌握包括会计、财政、税收、统计、法律等方面的知识,需要庞杂的知识系统作为支撑,需要不断学习和积累,需要多年的磨练和沉淀,所以想做好银行监管工作要不断培养自身的自信心、责任心和进取心。
自信心不是自我膨胀,而是热爱自己所选择事业,信任自己所选择的事业,看重它对推动社会发展的贡献价值,这是真正支撑你前进的基石。责任心是一个人能做成事情的重要品质,也是我非常看重的一点。最终能够做成事情,不一定是考试分数高或看似很聪明的,而是最有责任心的人。他会承担所有责任,苦的、甜的、累的都做,问题到我为止。另外是进取心。我国的银行改革发展速度有目共睹,银监会的监管理念、监管方法、监管强度也在稳步调整提升,作为监管人员也是要很好地跟上这个步伐,通过持续的学习创新提升工作质效。当然,也要有分辨心,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知道底线是什么,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
“做好金融监管工作, 首先做人,其次做事”
尽管在五大行监管队伍中,纪艳梅是入行最早的一员,但她多年来坚持积累、与时俱进的习惯一直没变。
每天晚饭后,正读小学的女儿都会按时温习功课,纪艳梅则在旁看书。纪艳梅坦言,当今社会工作和生活的界限逐渐模糊,上班路上、回到家中,都有可能是在加班。
多年的监管生涯中,纪艳梅应对过人手少、工作量大的挑战,感受到提升综合能力、保持知识更新的压力,更难忘监管团队互帮互助的默契,以及赢得被监管银行尊重与肯定时的欣慰。最让她耿耿于怀的,是2013年因忙于工作对病中老父亲的疏于照顾,如何在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中得以两全,这可能是每个职场女性的困扰。
本刊记者：农业银行与其他几家大型商业银行相比,有相似更有不同,您能从监管角度对此做简要介绍吗？
纪艳梅：与其他四家大型商业银行相比,农业银行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股改和上市最晚,也是唯一一家股改时没有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大型银行；二是承担着“面向三农”的服务使命；三是机构数量和从业人员最多。相应地,农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建设和内部改革起步晚,“三农”服务的责任重,基层机构风险管控难度相对较大。对监管者而言,我们需要重点推动其完善公司治理、加快推进内部改革,针对三农事业部设定专门的监管要求,并纳入日常监管,关注农业银行基层机构的风险管理控。
本刊记者：您所监管的中国农业银行从行政级别上来讲是副部级单位,作为一名处级监管者,您在监管过程中如何处理这种行政级别上的落差？
纪艳梅：农业银行股改后这种行政级别上的对等观念虽然有所淡化,但影响仍然会存在。作为一名金融监管者,在沟通过程中要做到不卑不亢。首先要摆正心态,因为我们监管意见的传达是基于工作,并不代表个人,而是代表银行监管一部甚至是银监会。我们的团队在监管沟通过程中注重信息共享,在提高专业素养、积累经验的同时,慢慢摸索出一些规律,比如跟哪个层次、哪些部门的沟通效率更高、更顺畅。当确实需要更高层次的领导来出面时,我们就报请领导来协调。
本刊记者：请您概括一下对金融监管工作的体会？
纪艳梅：金融监管和医生这一职业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都强调终生学习,需要知识的不断更新,才能跟得上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步伐和变化节奏。
其实,金融监管工作更像是一门艺术,而不仅仅是一门科学。一方面,它是以金融监管者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基础；另一方面,在处理过程中,又没有简单套路可以模仿,是综合素养和能力的体现。
以往简单依靠行政命令的手段在金融监管领域是行不通的。时代在进步,金融监管也越来越提倡人性化,这对我们金融监管者提出了更高的综合能力的要求。其实,同其他任何工作一样,要想做好金融监管工作,首先是做人,其次才是做事。
“与中国银行业共成长”
细数一下,唐炜从事监管工作已快15年了。见到唐炜时,在略显局促的办公室,她正坐在堆满书籍与各种材料的办公桌前有条不紊地忙碌。
在唐炜眼中,监管工作与媒体工作有相似之处。日常监管中,唐炜通常要收集有关中国银行经营管理方方面面的信息,在浩如烟海的数据与资料中挖掘有价值的信息,并进行分析研究,寻找异常变动和潜在风险点。同时,面对日新月异的中国银行业,尽管工作经验丰富,唐炜却丝毫不敢怠慢,学习、思考、总结、领悟始终贯穿于十几年的工作与生活之中。
用她的话来说,一直是抱着一种与中国银行业共成长的心态在工作。唐炜认为,作为监管者并不代表自己无所不知或绝对正确,而是因为职责所在,需要以谦虚谨慎的态度通过不断学习、调研和反思,提出真正有价值的监管意见,为中国银行业的稳健发展尽一己之力,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我成长与提升。
本刊记者：作为中国银行的监管者,您是如何开展监管工作的？
唐炜：监管工作主要包括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以及市场准入三部分,我们主要履行的是非现场监管职责,同时配合现场检查和市场准入。形象的说法就是,整个监管流程可以被作一个不断循环的圆,这个圆既从非现场监管开始,也以非现场监管为终。
在日常非现场监管工作过程中,一是要充分收集与中国银行经营管理相关的各类信息。信息来源包括银行定期报送的报表、经营管理报告、现场检查报告、会内其他监管部门和各地银监局提供的与中国银行相关的监管情况、舆情监测、外部审计信息等。
二是加强与银行的沟通和互动。我们定期列席或参加银行的董事会及其下设专门委员会、全行系统工作会、风险管理条线会,及时掌握银行的经营重点和发展变化趋势。同时,我们会按月、按季、按年向中行进行监管通报,通报我们的监管关切,第一时间传达我们的监管意见。
三是加强日常监测分析,加强风险评估。根据掌握的各类定量定性信息,查找异常变动,识别风险类别,判断风险程度和发展趋势,评价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在此基础上对银行整体风险状况做全面评估。
四是配合现场检查和市场准入的工作合作需要。根据日常监测情况和风险评估结果,提出现场检查立项建议,并对现场检查整改情况进行跟踪。当中国银行提出申设境内外机构或高管准入需求时,提出监管意见,参加高管任职资管考核。
五是定期召开监管联席会。中国银行作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我们需定期组织召开国际监管联席会,召集中国银行海外机构所在东道国的监管当局代表参加会议,加强跨境监管合作和信息共享。同时,我们也定期召集国内各银监局负责中国银行分支机构监管的监管人员,召开国内监管联动会,加强中国银行监管纵向
联动。
六是推动中国银行恢复处置计划制定。这是金融危机后国际监管组织提出的加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的全新工作,难度很大,时间表要求也很紧迫。在目前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法缺失的背景下,这项工作任务显得尤为艰巨,我们正在联合相关部门不断研究摸索,力图有效推动相关工作。
此外,我们也承担一些调研工作和规章制度制定工作,如目前我们正在做我国大型银行组织体系改革的调研课题,研究制定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工作手册等。
本刊记者：目前,金融创新日新月异,有种观点认为相对于创新,
监管是被动的,您是否认同？
唐炜：可以说既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创新源自银行自身业务发展需要,从创新动力的角度来看,无论创新的目的是为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有效地提升经营效率,甚至是为规避国内外各类监管约束,肯定是商业银行更为迫切、更为积极、更为主动。
但从鼓励创新促进整个行业稳健发展的角度看,从管控创新可能带来潜在风险的角度看,监管者则更为主动。监管鼓励银行通过创新来提高竞争力,也非常重视创新带来的风险是否可控,创新在激发生产力的同时是否存在风险隐患,创新是否仅仅为规避监管、对银行经营管理无实质促进却可能带来更大风险,监管者的思考更为冷静、更为客观。随着银监会国际监管合作加强,深入参加国际监管组织研讨,其他国家银行业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教训能够供我们借鉴,有利于我们更敏锐、更前瞻性地发现问题,及时进行风险提示,更好地引导
创新。
本刊记者：您对监管工作有何体会与认知？
唐炜：处在监管者的位置,并不意味着自己绝对正确或无所不知,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和判断能力,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充分了解情况,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被监管单位,帮助被监管机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发展,这样的监管银行乐于接受,监管权威才会真正树立。
很多时候,直接否定某种做法或业务模式比较容易,如何提出具有建设性可操作性的监管意见,对防控银行风险、促进银行稳健经营有实质帮助才是更重要的,这些需要多年不断学习和经验积累才能逐步达到。因此,对我而言监管也是自身不断学习提升的过程,在监管过程中,我对银行业的理解和认识更深入了,与中国银行业共同成
长了。因此,我们的工作需要奉献精神,由于很多工作成效不像商业机构可以立竿见影地体现出来,我们这份回报可能是看不见的,更多是自身能力的提高以及经验的积累。我们一些很年轻的同事,摒弃了当代社会一些浮躁想法,放弃了去商业机构挣高薪的机会,选择加入银监会,兢兢业业,甘于奉献,我也很为他们感动。
“作为一名金融监管者要耐得住寂寞”
初见丁慧是在银监会的办公室里,夕晒让这个不足30平方米却容纳了4个人的办公室略显闷热。
学生时代的丁慧兴趣广泛。爱写诗、爱唱歌、爱打乒乓球,登过大学校园十大歌星的领奖台……
工作中的丁慧,延续了她乐观、积极的性格特点,同时也多了一点冷峻。在采访中,她时而快人快语,笑语盈盈,时而沉稳持重、欲言语迟。她个性中既有着“策马扬鞭”的干劲,又有着“甘于寂寞”的自律自省。她喜欢翁同龢的诗句“长与青松守岁寒”,也许是她开朗外表之外冷静的一面吧。
本刊记者：监管者在公众的印象中一般比较低调,更有一丝神秘感,能介绍一下您的工作内容吗？您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丁慧：是啊,时间如流水。我们人手紧张,每天的工作节奏很快、强度也很大,时常有跟时间赛跑的感觉。
在建行监管方面,我们主要有几个常规性工作：如公司治理监管方面,我们通过列席各种会议,了解银行的经营决策过程、经营形势变化和风险状况,促使银行在有效制衡、协调运作的前提下,不断完善高效的决策机制和监督体系；在非现场监管方面,我们通过大量的数据挖掘、报表分析、舆情监测、上下联动等途径发现数据异常波动的根源、问题苗头和风险事件,及时提出风险预警,对于重大风险事件还要约谈银行高层；日常监管沟通方面,我们定期撰写经营和风险情况报告,并举行定期监管会谈,对于我们日常监管发现和关注的风险问题、重点问题向银行高层通报。
此外,我们处也牵头承担了大量的重点问题调研、法规制度建设、监管能力建设等综合性工作,如商业银行并表管理相关办法的全面修订、为完善监管指标体系而进行的监管工具箱建设等。
本刊记者：如何理解您提到的“作为一名金融监管者要耐得住寂寞”？
丁慧：作为一名金融监管者,需要一颗冷静的心。我记得建行一位高管这样来形容风险管理人员：“在音乐响起的时候,所有人都跟着起舞,唯独风险管控人员应该例外,因为他必须以独立、清醒的态度看紧底线和边界。”我们的金融监管和银行风险管理者有相似的地方。在市场声音导向扩疆拓土的时候,监管人员一定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即强调风险管理要与业务发展并重。
一方面,我们担负着防控风险的责任,表面上看是“踩刹车”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实际上是为了确保银行稳健发展、支持实体经济“踩油门”,“踩刹车”的最终目的是为国家经济发展“加油”。
本刊记者：您对金融监管者的职责有何认知和体会？
丁慧：金融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发展,百业兴金融兴。作为一名金融监管者,首先目标要明确。我们的职责就是发现问题、发现风险,制定规则、维护市场公平,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存款人利益,最终目的是服务实体经济。这些看起来比较抽象的目标,体现在我们日常的每项工作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心里要有一个准绳,否则容易失去方向,陷入具体的工作细节。其次要方法得当。金融工作各种措施、大政方针都涉及国计民生,可能对市场造成很大影响。所以在制定措施、提出监管建议时,要考虑到市场现实状况和行业的接受程度。最后是实施效果要实时评估。要经常回头看,“不要像在水泥地上走路那样不留脚印。”要及时总结反思、吸取经验教训。这样才会思路清晰,工作稳上台阶。
“其实监管是一门艺术”
周旭升是五位受访者中唯一一位男性,不善言谈的他身上有一种“学院派”质朴、淡然的气质,他笑称自己是典型的新“三无”人员,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公务人员。
由于职业原因,每当接到理财推销电话,周旭升都会习惯性地与对方聊一聊,询问来龙去脉,以弄清原委,工作中的思维惯性早已融入他的生活。
对于监管工作,周旭升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监管操作不只是专业技能问题,而且还考验着监管者的情商,在与银行的沟通过程中要讲求沟通技巧,要做到有理、有力、有据,学会换位思考,监管更像一门艺术。
本刊记者：与其他四大行不同,交通银行总部在上海,您是如何履行监管职责的？
周旭升：监管内容与其他四大行相同,不过由于交通银行总部在上海,带来了沟通上的不便。通常在打电话难以实现良好效果的情况下,我们会定期进行视频会议,与银行部门老总进行交流。当然,有时也会进行面谈,交通银行的高管会从上海过来。作为监管者,相对银行我们更注重风险的管控,因为我们了解的情况更全面,对风险点更敏感,当发现问题时会及时与银行沟通,并进行纠正。另外,当银行对银监会发布的规章制度了解的不是非常全面的时候,我们也进行及时提醒和讲解。
本刊记者：对于监管来说,沟通也是非常的重要,您是如何及时了解信息,实现有效沟通的？
周旭升：确实是。监管操作层面其实不仅考验监管者的专业技能,也包括情商,要注意方式方法。比如上到领导,下到员工,怎么让他们心服口服,都要动脑筋。我认为沟通应做到有理、有力、有据。
首先,我要做到位,将国家相关部委的宏观政策以及银监会的政策烂熟于心,怎么说的,要做到非常清楚,这样我和银行交流起来,他们也会比较容易接受；另外,当与银行沟通不畅的时候,我会想办法从业内朋友、媒体等其他方式曲线了解,深入全面地了解情况。比如,我经常接到理财推销电话,我就会和他们聊一聊,询问项目情况、是与哪家银行合作的、收益和风险是怎么样的。此外,我们也会进行专项的调研,比较热门的比如互联网金融、P2P、O2O等,跟踪银行业相关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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