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嘉宾
高融昆 海关总署关税司司长
张燕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 经济研究所所长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陈文敬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
研究院副院长
焦建群 中国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协会
副秘书长
傅美巧 新光集团主办会计
陈贵泽 梦娜集团副总经理
大势所趋
2007年7月1日生效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影响力度之大、涉及范围之广,为历来所罕见。这样大的举措背后,究竟是哪些力量在推动？政府的立意何在？正是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决定了政府和企业前进的方向。
贾康：把出口退税作为一种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政策立意,在1994年财税配套改革的时候就已经显现了出来。这一年,中国的财政体制从原来不同形式的地方包干转变为分级财政,而在中央和以省为代表的地方之间实行分税制,成了这一新型财政制度的基础。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适应市场经济转轨趋势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分税制后的中国,政府和企业间的关系有了一种全新的处理,政府不再按照条块分割的隶属关系组织财政收入,而企业则不分大小、不论行政级别,依法律和实情缴纳国税和地方税,至于共享税,则由财政方面按照体制进行规范,分别拨入国库和地方财政。企业自此在税法面前一视同仁,中国追求多年的公平竞争起跑线从此划定。随着企业行政级别逐渐淡化,跨隶属、跨地区的兼并重组越来越多,市场经济的杠杆不再触到天顶。
在1994年,政府对出口退税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以增值税为主的出口退税方面,税率标准是17%,出口环节则是完全退回,所有退税款项均由中央政府承担。这种政策的初衷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十几年,一直饱受贸易逆差、外汇紧张之苦,因此要利用出口退税这一政策手段,以最大力度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首先是它们的产品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上争取份额。但是,这一政策运转一段时间后,给中央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政府预测的退税税额与实际的退税税额之间的差额高达数倍。出于财政压力的原因,出口退税率开始下调,先后调了两三次,调到3%、6%和9%,还有一部分是17%,之后在这一水平上稳定了一段时间,最后调到现在的水平。
现在中国的整体进出口形势已经完成转换,不仅资本项目方面出现顺差,就连贸易项目也出现了顺差。双顺差的局面已经影响到全局。国际关系方面,不仅美国在人民币升值、贸易顺差方面给中国施压,即便中国过去的依靠力量——第三世界国家也有一些异议,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经济意义,对中国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国际战略形成了影响。经济方面,在双顺差的影响下,结汇制之下的中国人民银行将外汇照单全收,形成基础货币、高能货币投放,使得流动性压力越来越高,然后又很费力地用央行票据去对冲这一压力,但现在,这种操作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与此同时,整体宏观经济走势由偏快走向过热,政策从扩大外需转向双稳健,开始控制总需求,实际上又更为强调结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流动性过剩不能被对冲掉,整个的经济周期处理中的小必然周期势必到来。为避免这一问题,控制顺差方面就需要配合其他手段,而出口退税在这方面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陈文敬：这次政策出台的原因之一是外部压力,美国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太大,影响了就业率,而人民币币值也被低估,应该升值,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跟风加压。面对这些压力,商务部尝试了很多对策,不仅有2831项出口退税的调整,还有征收出口税、出口许可管理以及从加工贸易中划分出禁止类和限制类商品等举措,其中反应最为激烈的就是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
从征税原理和作用来看,无论内销还是外销的产品,都要征收增值税。但是,为鼓励出口,我国对外销商品给予了一定的出口退税优惠。从1985年开始,到1995年大规模调整之前,出口退税政策鼓励了出口、扩大了创汇,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间,财政部、税务总局发现所收税款已经远远不能支付退税额,偷税、骗税现象也很严重,于是才有了1995年中央政府研究实施的大规模调整。那次调整规模很大,但未“一刀切”,因此从1995年调整以后到2007年7月1日之前,又进行过若干次的微调,这些微调仍不足以改变现在的贸易状况,于是又出台了这次的政策调整。
本次调整有两个重点：一是减少顺差,二是减少“两高一资”和容易引起贸易磨擦的产品。可以说,十多年来,这次调整的力度算是非常大的,其影响之大也可预见。
贾康：在企业层面,政策调整会带来一些阵痛,但最终目的在于痛后重生。在宏观总量层面,现在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1%,而钢、煤、电、运还不是特别紧张,政府的意图就是尽可能拉长这一平稳高速增长期,在这种角度下,每个具体企业的感受无法一一顾及。
政策调整的逻辑是,宏观上需要给经济降温,降温又需要降低流动性,降低流动性就要控制外贸顺差,控制外贸顺差就要使用出口退税手段,这个链条很清晰。但是,光讲总量控制还不够,必须紧密结合结构调整问题。最近紧密出台的3次出口退税调整政策中,就包含了很鲜明的结构调整意图,就是要结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两高一资”方面加以限制,而对一些带有高附加值的和高科技成分的产品,则在出口退税方面给予区别对待。这种逻辑的预设是,只要总量上达到了调整目的,结构上带来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诸如鼓励清洁生产、降低能源消耗、节能减排、治理污染等问题就都结合在其中一并解决了。
这是高层次上的举措。在小平同志的“三步走”战略中,前两步一直实行得很好,第三步又得到了细化,到2020年要达到全民小康,人均GDP也要再翻两番,这样的目标需要经济结构优化来推动实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许多年,如果再不转变增长方式,走不了几年就有可能掉头向下,影响到整体的战略发展。
沉沦还是重生
从企业角度来看,即便是最微观的政策调整,其影响也会被放大许多倍；而对经济政策的效果评价,往往又要归结到它对企业和市场的影响上。很多时候,政策和企业就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评判的标准都归结在企业。浴火之后的它们,是沉沦,还是重生？
傅美巧：新光集团的主要产品是饰品,7月1日后出口退税率从13%降到了5%。这8个百分点的损失对集团的出口额造成了很大影响,预计的全年出口额为3500万美元,1-6月已经出口1500万美元,但在出口退税率下调之后,出口情况不太理想,7、8两个月只出口了200多万美元。
从直接影响看,预计后半年集团损失2000万人民币左右；间接的影响则是销售额下降。新光集团的销售额主要是靠出口带动,如果转向依靠国内销售,短期内很难弥补缺口。另外,由于原来享受13个百分点的出口退税率,产品的销售价格一直采取了优惠价,退税率下调后,如果还以优惠价销售,将会出现亏本。同时,由于技术含量较低,产品提价很难,价格提升会直接影响到销售额。
陈贵泽：梦娜集团的产品集中在袜业,出口退税率从13%下降到了11%,尽管只下降了2个百分点,遭受的损失也还是比较大。今年的出口额预计是8000万到9000万美元,出口退税率下调后预计会损失600万人民币,全年预计损失1000多万。目前最为直接的影响是成本上升,出口量所受影响不大。另外成本提升之后,公司基本没有调整产品价格。张燕生：我前段时间到广东进行了相关调研,调研对象包括东莞和中山的6家企业,涵盖外资企业、外贸公司和民营企业。
即便是目前的3次政策调整,包括人民币汇率升值,出口关税、出口退税和出口许可,以及加工贸易措施调整,对我所调研的几家企业影响也都不大。具体来说,人民币汇率升值、出口退税调整对它们的影响并不大,这些企业真正的劳工成本在其总成本结构中所占比例仅为1.5%-3%,本地采购只有8%,85%-90%的增值是在境外,而一年的人民币升值是5%,影响确实不会太大；加工贸易措施调整也只会在台账实算方面对它们形成资金的占压和财务成本的增加。但是,这些企业都有很特别的方面,经营状况良好,出口规模都在5亿美元左右,其中一家甚至已在美国和加拿大上市,这些因素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政策变动所造成成的影响。
陈文敬：政策实施初期,有些企业如新光集团所受冲击很大。冲击后的企业需要有一个镇定的过程来思考对策。因此,对政策影响的效果评价要等到企业做出充分的应对之后,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具体来看,政策调整对某些企业的打击确实非常沉重,就像新光集团,损失8个百分点的毛利率,摊入成本后就要计算企业还能否盈利；而对那些单纯瞄准出口退税进行运作的企业,打击则是致命的；港澳台和韩资的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也会受到打击,但大型跨国公司受到的影响确实不大。
但同时也应看到,还有很多积极因素可以冲抵这种影响。国际市场有需求,中国又有很大的生产能力要释放,中国的产品终归还是会找到走出国门的途径。另外,我在南方的一些企业进行了调研,很多企业认为政策调整后还是有利润空间存在,有些企业甚至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
贾康：从实际来说,有些企业过不了这一关,这就是优胜劣汰的原则。多了这个参数,一些企业会被迫放弃部分市场份额,收缩相关资源配置,这样的收缩从宏观上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这次政策调整就是针对“两高一资”企业出台的压缩机制,其效应本该如此。
摸着石头过河
就像改革本身一样,身处改革大潮中的政府和企业,也必须学会在变动的游戏规则中谋求生存和发展。正如陈文敬所说,中国在对外贸易的道路上从来没有什么特殊理论,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政府要在不断摸索中前进,企业也是一样。
张燕生：有什么样的政策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企业行为,既然有退税,企业就会在成本收益核算中考虑这一点。因此,加工贸易政策一调整,港澳台资企业反响就很大,很快把政策调整带来的困难反映到了相关部门,这一点值得国内企业学习。另一方面,出口退税率在短期内调整回去的可能性不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肯定会更大,劳工紧张产生的压力也一定会很大,如此一来,促使企业收益减少的因素就在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该尽可能地往政策指向上靠,避开目前的产品、范围,尽快实现转型升级,否则下一步的生存压力会更大。
企业转型升级,一方面要挖潜,另一方面要对外出新。国家也应该在信息、人才、资金、市场等方面对这些企业进行扶持,帮助它们渡过结构调整阶段。因此,企业努力,企业家努力,社会支持,国家帮助,在这四方面的努力下,中小企业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陈文敬：政策影响有大小之分,企业承受能力、调整能力也不尽相同。从长远来看,有些企业就此沉沦,有些企业则会在后期竞争中受益。所以,对企业有两条建议：第一,如果要在中国境内经营,就要向不受国家限制的方向或是退税率较高的方向发展,找到自身与发展方向的结合点；第二,离开中国,走出去寻找更为理想的投资环境和市场,这也是我们国家所提倡的。
傅美巧：我们现在的主要对策是降低成本,另一个出路就是在境外开设分公司,我们已经在俄罗斯、迪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办了分公司,正筹建西班牙分公司。另外新光集团也在进行产业转移,开始投资房地产和珠宝。
义乌市政府十分支持企业走出国门,但企业操作起来比较困难。现在在境外的企业以贸易业务为主,从事生产的不多,因为企业的链条比较长,生存很难。
陈文敬：江浙一带的民营企业走出去以后生存很难,原因在于管理模式,家族式管理可以适应贸易业务的需求,但在国外的环境中管理一个企业团队,就会不适应。即便是在国内,江浙民营企业乏力的原因也在于管理理念。所以现在的形势给江浙企业带来了一次重新思考自身战略的机会。
陈贵泽：现在我们的主要对策是扩大内销份额,以前内销只占总量的30％,销售额大约两、三亿人民币,现在加大了对内广告投入,包括投入500多万美元成为2008奥运会的赞助商。另外的对策就是降低成本,并且延长产业链,我们在江西投资建了一个色纱厂,开始生产一部分原来主要靠采购供应的原料。
至于境外办厂,这肯定是梦娜的一个发展方向。我们已经在香港建立了一家规模不大的工厂,但真正的目的不是应对出口退税调整,而是规避倾销嫌疑、降低出口限制。现在也在埃及考察,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另外,我们会努力在国际市场上树立自有品牌,或是购买国外品牌。现在我们的品牌产品主要是在国内销售,在俄罗斯市场每年也有1000万美元的销售额,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是贴牌销售,附加值很低。
贾康：一般来说,5个百分点的毛利率就足以决定企业生死了,像新光集团一下损失8个百分点,可能就已超过企业的盈利与亏损临界点,出口变得无利可图了。但同时这也隐含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企业在压力下能否通过挖潜和创新把临界点调得更高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遇到的这些困难就有可能变成发展的动力。
拳头落在哪里
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计划对于市场的意义在于,当市场配置资源出现偏差或止步不前时,计划之拳就要挥出。但拳头挥出未必就是有效打击,关键在于打中了谁,打在哪里,有没有伤及无辜？对于已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历练多年的中国政府来说,下一步的改进不该忽略这些细节。
张燕生：这次调整预期影响的主体是“两高一资”企业和贸易顺差比较集中的企业,而我所调研的几家企业不在此列；另外一类主体是加工贸易类企业,这方面的调整对它们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但实际上,这些企业对我国出口的影响非常大,应该成为政策调整的重要对象。错过这些对象后,政策调整的影响就落在了民营中小企业和台港澳企业身上,因为它们正好处在“两高一资”阶段。另外,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也正好是在贸易顺差比较集中的领域——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目前我国拥有优势的产品,也就是纺织、服装、箱包、鞋帽、饰品等产品。
从大环境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在“两高一资”、“两高一剩”这个阶段,需求也在这个阶段,因此中国的大部分企业也就在这个阶段。但同时也要承认,“两高一资”产品和产业,包括加工贸易行业在内,确实也都到了转型升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转型升级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是预料之中的。对照一下1995年时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从11%、13%、17%调到3%、6%、9%,这对我们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品的打击是很大的,对纺织服装则是全行业的打击。不难想到,现在的政策调整所形成的影响也会很大。这么大的影响由谁承担？就是这些企业。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肯定整个外经贸领域对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承认外贸政策调整也对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两方面都到了应该调整的阶段,调整所面临的影响又如此巨大,怎么办？这些企业做出过历史贡献,又在技术、市场、信息各方面有所欠缺,而正好中国经济又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这么大的产能,因此,在调整过程中应该做出过渡期安排,出台一些相应的配套措施。焦建群：两区协会也在工作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从整体影响上说,区内企业和区外企业的反应大体相同,问题更多地集中在区内、区外政策的落差上,就是区外企业所享受的政策环境比区内企业还要好。例如,深圳出口加工区内一家名叫“迪高乐”的意大利沙发企业,其产品全部出口到欧美市场,但其二层皮料件是在浙江一带采购,由于近期出口退税取消,它在这方面的成本也提高了,但是区外相同性质的企业在国内进行采购,政策方面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就使区内、区外企业得到的政策待遇发生了逆转。另外一个例子是,一家设在宁波出口加工区内的集装箱厂,原料、钢板都在宝钢采购,受政策调整影响,材料成本有所提高,但保税区外的同类箱厂进行相同性质的采购,却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向区域化、集约化管理过渡,引导企业向区内发展,但现在政策调整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偏差,应该在进行政策设计、前后期调研的过程中做出一些调整和完善。
张燕生：我在这方面有个不太正式的看法。在中美贸易磨擦中,美国人从来都是精确打击,打的都是中国纯民营、纯内资、纯目前阶段所能达到的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品和企业,比如箱包、鞋帽、纺织和服装,像计算机这样的行业,他们从来都不动手,因为中国90%的计算机企业都是外资企业。而我们自己居然也是精确打击,和美国人打击的是同样的产品群和企业群。这两个精确打击,让中国企业吃尽苦头。所以说,不管是政策调整还是政策制定,即便初衷非常好,也还是应有所慎重,真正提高打击的精确度。
贾康：总体上说,这次调整还是达到了一定的政策目标。但其中比较大的问题是,这种区别对待是不是很准确？如果按照原初政策设计确实达到了一定的精确度,那就需要考虑,这种政策设计本身是不是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另一方面,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政策实施的细致度可能会有一些偏差,这次调整总共涉及两千多个税目,实现区别对待的过程中很难保证个个精确。这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行政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素质乃至判断力都是值得关注的。从市场经济的要求来说,应当尽量避免由政府官员来处理这种很具体、很细致的区别对待,而应更多地由市场来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但在现阶段,这种想法必须结合现实情况,不能简单地依靠市场调整结构,政府必须发挥相应职能。所以说,不管是政策设计还是具体实施,都应该提高精确度。
高融昆：前几次出口退税调整中,有些是税率调整,有些是分担机制调整,它们都是针对财政担负能力而来。但现在这次调整已经不再局限于这一层面,它完全是从减少顺差的目标来着眼。客观地说,中国的贸易顺差确实增加到了如此规模,已经对国家的内部和外部经济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就促使我们考虑是否需要保持这样规模的顺差。
但实际上,所谓减少顺差只是较浅层次的问题。从根本上讲,这样大的顺差规模背后一定有经济结构、外贸战略等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存在。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目的不应单纯是减顺差,更应该调结构,包括整个外贸的结构。首先应该调查顺差、逆差的国别结构,例如我国与美国、欧盟的顺差较大,磨擦也较大,但是跟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都有很大的逆差,这就是一个结构问题。现在政策一出来,大家一起吃药,没法区分,这样的做法应该有所改进。其次要调查贸易结构,贸易顺差的来源主要是加工贸易,这方面确实应该有所侧重。再次就是所有制结构,外资企业在我们的加工贸易中所占比重超过50%,真正创造顺差的就是这些外资企业,它们应该是政策调整的目标。另外还有产品结构,创造顺差的主要是IT产业,该产业在贸易差额方面有一种转嫁作用。比如说,我们和台湾地区在IT产品上有很大的逆差,这在国内属于加工贸易范畴,但它出口到欧洲、美国时,就变成了我们的巨大顺差。如果能把结构分析清楚,制定政策时就会有较强的针对性,精确打击的能力也会增强。但实事求是地讲,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并不透彻。
缺乏结构研究的结果是,大量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成了政策影响的主要承担者。这个问题确实应该引起重视。中小企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是解决我们就业压力的主要力量之一。浙江如此有活力,实际也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就像新光集团,虽然是国内最大的饰品企业,也就是三四亿的销售额,从国际层面上看确实是中小型企业,但它直接解决了5000多人的就业问题,还间接解决了其他就业。而有些大公司销售几亿美元,提供的就业岗位可能只有几百个甚至更少。从当前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角度看,实现充分就业是最头疼的问题,因此在调整加工贸易政策的时候,就有很多反对意见,原因是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会对就业形成很大影响。
另外,政府要实现宏观政策的目标,自然要有一组相应的政策工具,在使用这些工具的过程中,一应增强针对性,二应注意先后次序。即以上述三项政策为例,人民币升值对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没有太大影响,因为这类企业“两头在外”,很多料件进口自国际市场,相当一部分产品又销往国际市场；升值影响最大的,是那些用国内资源和料件进行加工并从事出口的企业,浙江的出口企业即为此类。从出口退税角度看,来料加工不存在出口退税问题,进料加工仅部分国内配料、配件存在退税,进口部分不存在退税,所以出口退税调整对加工贸易类企业的影响也不大；影响最大的还是采用国内料件进行加工的企业。再说加工贸易政策,这次调整是贯彻中央关于转型升级的总体目标,方向非常正确,力度也是历来最大,从政策执行方面看,反响最强烈的是港澳地区和大陆的广东、江苏、上海等加工贸易最为发达的地区。由于遇到来自不同区域的反弹,决策部门也在考虑对其中一些政策进行调整,包括对沿海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进行调整,例如,在沿海地区列入限制类目录的,可以转移到中西部进行。这种局部调整可以减缓政策变动释放效应的力度,但也会影响目标的到位程度。沿海不能做,中西部却可以做,那中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能否容纳和支撑这些产业？这本身又是一个矛盾,值得深思。
政策调整问题既要治标,更要治本。从治标来讲,三记重拳出击,可能降低出口速度,缓解顺差规模,但在根本上,它不能解决内部的结构问题,所以在近期看,政策可能会有一定效果,但其实际的经济、社会效果,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就像最近两次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间隔时间很短,第一次调整的效果还没有完全释放,第二次调整就已经跟进,这就可能扭曲第一次调整的目标。另外,政策调整采取的配套措施还包括加工贸易调整、出口税征收以及人民币升值,这样大的举措值得商榷。
谁的高科技
表面上看,此次政策调整的重点之一是“两高一资”,但其隐含的目的是把出口乃至整体经济机构的重心转移到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和企业上。扶优汰劣本是所有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当前自有研发能力不足的中国,谁才是高科技,它们又是谁的高科技？“精确打击”的同时,我们还需要“精确扶持”。
贾康：在转型升级这个问题上,我们调整“两高一资”,鼓励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但现阶段我国有实力对海外市场出口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的确还是以外资、合资企业为主,而我国加入WTO以后实行一般国民待遇,出口退税政策不可能再把内、外资分开对待,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企业是此次政策调整的得益者。尽管如此,这些企业也可能给内资企业起到示范作用。
这些所谓高新技术企业在中国所做的更多只是高新技术产品的装配生产,政策调整在对“两高一资”进行整理的同时,实际上保护了这部分所谓高附加值企业在中国的利益。这些企业比较容易转移,但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发展后劲抱有信心。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家电生产线时,国外企业提出了很多过分的要求,但在我们慢慢消化之后,国有品牌就走出来了。现在的计算机和一些电子产品,已经能够看到这种势头。高融昆：现在海关总署使用的统计商品分类目录是国际通行的HS制度,能够覆盖世界商品贸易的95%左右。但在研究制定政策时,确实要实事求是地考虑归类问题。大家都认为IT就是高科技,以至在研究鼓励IT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恨不能把所有的生产链条、环节,甚至包装,都纳入到鼓励的范畴中去,这是一种机械的教条主义模式。如果IT产品的所有部件都是来自进口,组装后再出口,就很难认为它具有高附加值。我们在一只鼠标上能赚多少钱？它真值得鼓励吗？这样的产业可以允许其自然发展,却没必要进行一系列的政策扶持。而对于像联想、华为这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我名牌和核心竞争力的企业,确实要从根本上给予扶持。所以产业部门不能只管自身的部门利益,把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产业做大、做强,却不管做大的方式、途径,这种态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部门的立场,从而影响政策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对“两高一资”做政策上的差别对待是合理的,关键在于制定政策时如何界定和瞄准目标,尽量不出现偏差。以新光集团为例,其主要产品是饰品,高污染谈不上,也不完全是高能耗,至于低附加值这个概念,则应具体对待。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看,低素质的劳动力不可能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也恰恰都是低附加值的。因此,要对低附加值产品进行细分,对于其中容易引起贸易磨擦的产品如纺织品和服装之类,可以进行适当的政策调整；对其中不会引起贸易磨擦的产品,既然它能提供很多就业机会,就不要去限制它。这样的细分有利于提高政策的精确度。
另外就是知识产权问题,在这方面一定要务实,要结合本国经济、社会和技术发展水平来制定政策。知识产权当然要保护,但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走过头,影响一定会很大。从国际上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看,一种是主动式保护,一种是被动式保护。主动式保护的典型是美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内绝对是站在国际最高点,积极主动实施保护政策,并且要求所有国家都实施同样措施和标准。发展中国家如果跟着美国走这条路,代价会很沉重。即便是欧洲的很多国家,也没有完全采用美国这套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它们只是适度的、相对比较积极的保护,主要管进口,出口的产品有人提起诉讼就管,反之不管。
大道理管小道理
企业问题是道理,大局主义也是道理。大道理是舵,小道理是桨,天下没有说不清的道理。
贾康：从根本上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应了我们中国的一句老话：大道理管小道理。企业有什么问题应该积极反映,政府也会积极听取,会有后续的动态调整跟上来。无论如何,总量上的调整、结构上的调整都在这三次调整中得到了贯彻,总体上值得肯定。现在需要努力的,是在政策实施工作上进行改进和优化,进一步提高操作精确度；另外还需要参考企业意见,审视开始时的框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从企业层面来说,痛后重生也不乏信心,因为中国的发展势头很好,大城市自不待言,即便是中小城镇,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也是一目了然,虽然也有一些问题,但总的发展势头不会改变。
从短期看,经过出口退税调整后,贸易顺差会有一个回落,这就可以得到一个判断,就是政策调整的效果在总量上比较明显；如果要做结构分析,也就是说按照政策设计中对行业和产品的调整,是否达到了结构调整的预期目标,这要等到半年、一年之后,结果才能显现,
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使用出口退税这一手段的必要性显然存在。对待这一问题有两种极端的态度,一是像1994年那样全部退税,二是对这一手段弃而不用,绝无退税存在。我们不能走到两个极端中的任何一个。所以这一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整个的区别对待框架是否合适,另一个层次是按照这个框架执行时,精确度是否可以不断地提高,当然在管理上不能人为扭曲了原初的设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会是一个动态改进的过程,没有绝对的合适或不合适,把握好大方向就能达成最终目标。
相关：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的劳动关系再变革摘要:《劳动合同法》不仅仅是保护劳动者的,而且是通过保护劳动者来构建一个规范的和谐的企业劳动关系,促进员工和企业共同发展,实现劳资双赢的。从劳动关系的平衡方式、企业用工制度的规范途径以及和谐劳动关系的构..
女子购买刮刮乐新彩票 获得首个500万美元大奖 中新网3月10日电 据外媒报道，美国新泽西一名女子在购买了一张刮刮乐彩票后成为了百万富翁，幸运中得500万美元大奖。 刚刚于今年1月5日发售的“现金盛会”彩票，很快就有了第一个500万美元大奖得主，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