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产只存在于未来。
中产阶级是经济学家掩耳盗铃式的呓语
从去年开始,有关中产阶级的话语便为一些经常在官方场合抛头露面的“经济学家”翻出来四处叫嚣。说真的,时隔这么多年听到“阶级”这个词语总有一些感觉异样,因此也就对这个话题开始了留意。
但是,这个话题仿佛有愈来愈升温之势,居然有一帮人若有其事地对中产阶级加以定义,并且郑重宣布中国有了2亿多中产阶级。我着实吓了一跳。私下在与朋友闲聊中,按照所谓的权威标准——“年收入6～50万元人民币”,我的绝大多数朋友都可归于其中,但是问他们是否自我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的是一脸茫然。甚至有朋友瞪大了双眼“中产阶级,你开玩笑吧?6万元,在北京我只够喝稀饭,这算哪门子中产啊!”另外一位在外企的高管说：“悬。到现在我的积蓄还不到20万元,如果我一旦哪天生病或者有个意外,这点钱还不够打点医院的红包。”
我承认,仁者见仁,对于中产阶级的理解个人有个人的不同,包括我的朋友也断章取义地理解了中产阶级的地区差异。但问题确实明确地摆在了面前。经济学家的这个定义并不为大多数人所认可,这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
众所周知,包括国家一些领导人的发言中都屡次提到我国面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现实,并且宣传的口号也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共建“和谐社会”。从逻辑上讲,贫富差距悬殊的结构本身就否定了中产阶级存在：如果说存在,那么也为数不多,更够不上一个阶级的概念。
当然,也有一些人并不这样理解,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还不错,至少有房有车,还有点闲心去旅游。”但是我问他“如果你换一个工作或者换一个单位是否还能如此逍遥?”他们无一例外地哑言。因为中国的国情是：好的、安逸的企业大多属于垄断性国企,一个电力公司的抄表工可以有10万元的年薪,但是到了民企,做牛做马的高管也不过如此。
相比,一位在美国作访问学者的朋友告诉我,他的邻居是一位墨西哥人,在美国亚特兰大定居,依靠国家救济金来养活着自己的三个孩子,并且每年还可以外出旅游。这位根正苗红的朋友很是羡慕,因为他邻居的言语中无时不流露出对自己生活的满足和接受,更是洋溢着“这是我的家、这里是我的国家、我是这个国家的中产者”的坚定信心,而这种信心是我的这位朋友在国内根本感受不到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残酷现实。被主流经济学家所框人“中产阶级”的大多数人,虽然有较为富裕的经济收入,但是这种收入是脆弱的,因为没有国家保障体系的支持。一旦有个意外或者闪失,很可能就会从中产阶级跌落至贫下中农,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定义是否定的,更谈不上对社会的认同感了。
这点可以从我国居高不下的居民存款中可以得到证实,尽管国家屡次下调利率,但是我国的居民存款还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个人的养老、医疗等安全保障指望不了国家,更指望不了地方政府,所以存了钱,至少“有备无患。”
还有一个例子,天涯论坛的一位网友发了一个帖子,他这样说：“自己辛辛苦苦几十年也挣了点钱,但是总感觉放在国内不安全。想投资吧。一来没有好的项目,更主要的是担心安全。”是啊,富裕起来的人千方百计地将存款转移到国外寻找一个定心丸；没有富裕起来的努力做牛做马攒钱为自己的生活安全寻找保障,而贫困人群的基数又在一天天增长,面对这样的现实,大唱“中产阶级”的赞歌,我认为只能是经济学家掩耳盗铃式的呓语。
推敲其动机,无非是为当权者唱唱赞歌,为政绩贴贴金面罢了。但是作为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国家公民,则不应轻易为这样的赞歌所陶醉。需要看到。我国的GDP增长是在掠夺社会资源的基础之上实现的,其手段和导致的后果都是非常危险而且需要反省的,如果陶醉在“中产阶级”的比例中,只能是鼠目寸光。
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沦落为粉饰政绩的工具和鼓手,我想我们不但距离中产越来越远,更需要警惕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隐患了。
“有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
前不久看到一个短信息：“有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用这个说法非常容易说明国内对中产阶级定义的肤浅。
中产阶级是居于社会中间层的一个群体,但是,任何社会都有上中下层次之分,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采用居于社会中间层这个概念；另外,单纯从经济上来划分也有不尽合理之处,因为是“中产阶级”需要代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群体,相反我们激烈抨击的暴发户群体,如黑煤窑、黑砖窑的老板,他们经济上是达标了,但是在社会责任上却令人发指。
很多这样一夜暴富的群体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山西的小煤窑老板,手里拥有大把的金钱,但是滥采滥挖甚至不顾工人的安全,导致矿灾矿难屡禁不止。对于这样富裕的群体,我很难相信他们会担当起稳定社会的重大责任。
所以,我更愿意用对社会现实的认同感和稳定作用作为衡量中产阶级的另一个重要尺度。而这种认同感,对于一个转型期的社会必然是要求他们能够承担相当的社会责任为基础,可一旦这样要求,真正能够为社会所接受和认可的中产阶级就微乎其微了。
金字塔结构否定中产存在的基础
从历史传统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社会平衡的基础和西方社会平衡的基础截然不同。
从古至今。中国这个社会不是以“产”——经济能力来获得社会平衡和稳定的,从秦王朝开始,中国便建立了一个超级稳定、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它是以社会财富的分配权为主导的一个集权社会；而这种财富的分配权必然是与政治权利相互关联的,没有政治权利保证的财富从古至今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改变不了被动依附于权贵阶层的命运,《红楼梦》的贾府一旦失去了权力的庇护就是“大地白茫茫真干净”。
这样社会特点中的财富转移是以“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来实现的,每一次朝代更迭。都是以“均贫富”为理由,通过暴力来实现了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但凡历史上的盛世,都是这个社会结构中的主体——农民阶层——可以实现温饱来获得的,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但是这种稳定又随着统治者权利的逐步扩张,导致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引发了新一轮不稳定根源的产生,所以,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中产阶级。
并且,儒家文化的传承也抹煞了中产阶级诞生独立意志的意识空间,儒家重视整体和国家利益,忽视个体,“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这样的理念哪里谈得上有真正的私有财产?相反,欧洲很早就承认了私有财产和自由人的独立性,所以,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英、法就必然诞生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产阶级。
近代中国诞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其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诞生的只能是资本和权贵相互勾结的垄断阶层,它居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其他经济主体只能是附属品。
到了今天,虽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限制有所开放,但是“大宅门”仍然是“大窄门”,缴税纳税有你的份儿,但是享受社会福利的政治权利很少,政治上的独立性很差,老板的“参政议政”也无非是寻找更好的途径保护自己的资产。
据国家统计数据,从1985年至2000年,国家财政税收总额年均增长12.89％,而同期国有企业的所得税年均增长仅为2.21％,而同期平均每年国家对国企亏损的补贴近300亿元。这些赤裸裸的数字充分说明了社会财富通过制度都向权力集中的现实。所以,今天中国社会的稳定,并不能寄托在这些所谓经济学家定义的中产阶级的身上,更多的要依靠占有这个国家绝对多数的群体——农民的稳定和安居乐业来实现。他们是随着经济发展对社会地位等政治话语权要求和呼声最高的一个群体,他们稳定了,中国就稳定了,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
中产的本质：社会的认同感危机
但是,我必须要承认,这个话题的讨论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仅仅争论这个标准的合理性是远远不够的；更积极地说,我们争辩的最终视线应该放在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拒绝认可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如何让更多的社会群体加入这个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可以担负起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的作用吗?这样,对于一个形而上的讨论才有了形而下的实践意义。
遗憾的是,从这个角度审视,我的结论仍然是悲哀的,中国真的没有中产阶级。
因为,如果从稳定社会的作用来看我们不能指望这个中产阶级,另一方面从这个阶级的诞生条件来看也不具备基础。从物质基础的配套来看,要形成这样一个阶级需要许多基础——医疗、教育、住房、养老以及就业。没有这些基础的支持,即使现在有钱,他看待未来的双眼仍然是迷惘的。
换一个微观的角度来看,虽然政府机关人员与社会普通群体承担的税费是相等的,但其享有的社会保障却截然不同,一个年收入6万元的公务员可以称自己是中产,而年收入60万元的小老板却不敢自居,这也是权力分配中心的体现。
更深一层看,我们发现缺乏认同感的原因并不只是经济基础,信仰的迷失更为可怕。邻近我们的印度,那里最高的建筑不超过3层,而大多的国民也会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第二富有的国家,民众乐天知命,因为他们仰头能有星光可遥遥相望。
所以,中产这个概念争论所引发的,其实真实地反映了信仰失落的本质。工业化这个深刻的社会革命必然对原有农耕文化带来毁灭性的冲击。旧有的信仰失落了,新兴的信仰没有诞生,一个国家信仰的迷失和断层,纵然有金光闪闪的GDP的注脚,也掩盖不了民族内心的悲哀。
而社会认同感的丧失,仅仅是这个冰山的一角。
中国中产阶级在哪里?
历史上没有产生足以让中产阶级生根发芽的土壤,而今天,历史的管理体系还在延续,所以中国中产阶级的道路还很遥远。
要诞生一个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首先遭遇的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约束。另外,现有政策对中产阶级的围剿,则是中国没有中产阶级的现实原因。
比如近年增长最为迅猛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不管是800元也好,还是1200元、1600元也罢,针对的主要对象。基本上都属于“中产”这个网络结构的束缚者。真正的高收入阶级并不在意,而赤贫者则根本与此不搭界,感受最深的,仍是“中等收入者”。
但无论如何,我们期待中国产生一个未来数量可观的中产阶级。如果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我可以大胆做一番预言。这个阶层,必将是以农民和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稳定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并且,要形成足够数量的阶层,也必须依赖于内外两方面的成熟：
除了尽快完善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外,更应该从法律、制度上尊重公民的社会权利,而《物权法》的提出是有标志性意义的。
中产阶级是最保守的阶级。最希望社会稳定。也因此,他们并不追求更多的话语权,在政治上的声音相对较弱。这个时候。政策制定者需要摒弃“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习惯,有意识维护“中等收入者”的短期和长期利益；同时,也要力图营造并着力宣传公平向上的环境,使低收入者能真正实现向上流动。
从一个阶级意志自身的角度而言,则需要发展中形成自己的社会道德规范,并发挥价值引导作用,这样才能担负起稳定的重任。
如果继续延续经济至上的思维,将财富的积累建立在对社会其他阶级的压榨、对资源的疯狂掠夺上,其未来的空间只能越来越小,直至被社会所抛弃。所以,中产阶级必须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这样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才有了长治久安的基础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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