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常有竞争对手企业对掐的新闻爆出,比如海尔和海信、美的和格力、加多宝和王老吉等。但这些企业间的矛盾,都是在打嘴仗中升级,在政府等多方力量协调下降温。近期三对公司的矛盾,却直接升级到打官司,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进步——他们放弃了政府这个“婆婆”的调解,直接对簿公堂,以法律和规则解决问题。
从暗斗到明争,是迫于无奈还是勇敢选择,我们无从判断。这些商业竞争对手间,谁对谁错,孰是孰非？在法律的最终判决结果出来之前,我们也没有太多发言权。但是,从争端的细节中,我们看不到商业竞争的那条“底线”——如果其互相间的指责都是事实,只能说中国商业竞争的底线太低。
三一重工与中联中科,都指责对方的恶性竞争让自己不堪其扰。所谓恶性竞争绝非价格战那么简单,“窃听”、“绑架”、“谣言”等谍战片中常见的词汇,居然都成为商战手段。这不但突破了商业竞争的底线,甚至突破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为了上海某黄金地块的权益,复兴国际和SOHO中国也将对簿公堂。按复兴国际的指控,潘石屹领导下的SOHO中国违反公司法中“股东优先受让权”的规定,擅自转让权益并侵害了复兴国际的实际利益。据说此前两家公司一度努力“友好协商”,但目前来看,一定存在某方协商不成“霸王硬上弓”的情形。
比较来讲,万得信息和同花顺这两家公司的规模和实力,远不如上述两对“冤家”,但对于中国上亿股票市场的投资者而言,其知名度绝对不低。两家公司的矛盾很简单,万得起诉同花顺抄袭,侵犯其知识产权；同花顺的对应似乎也理直气壮——这个行业中不存在抄袭——要说抄大家都抄,百度不也是抄谷歌吗？
有意思的是,当万得控诉“行业来之不易的创新氛围和良性发展态势已接近摧毁,要彻底消灭侵权行为”时,媒体翻出2010年万得盗用天相顾投6000份研报的旧案。经两年审理,此案以万得败诉告终。可见,软件服务业对抄袭和剽窃早习以为常,在他们眼中,“知识产权”其实既不算产、也不是权。
知名企业公开化的矛盾,激起媒体和研究机构强烈的围观欲,人们也津津乐道于商战中的“谍战”效果。但是,对这类案件的跟踪不能只停留在围观、看热闹的阶段,应该通过对案件的解析,找到中国商业竞争中的分寸和底线究竟是什么。
企业的竞争有很多层次。
高级的竞争是多赢的竞争,是不断完善产品和服务、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比竞争对手更好的服务于顾客,为市场提供“又便宜又好”的体验,从而获得更大市场份额。比如近些年在服装领域异军突起的优衣库、ZARA,就是以更新的设计、更低的成本、更好的品质、更快速的供应链管理,不断颠覆传统服装业的市场。
次级的竞争,是在同质化的市场中,拼资本、拼利润,以低价策略吸引顾客,用“不赚钱”换取市场份额。前段时间京东商城和苏宁电器所谓的价格战,是个例子；最近租车行业有公司号称要用低价进行行业洗牌,也是一例。但这种竞争其实是零和游戏,无非是以资本的牺牲换取市场份额的改变,其对行业进步没有实质推动,竞争功效也很短暂。
还有些竞争,只能用“下三滥”形容：剽窃、抄袭、绑架、侵占、造谣、中伤等手段,突破了日常行为规范的道德底线,有些更触犯了法律底线。在上述三例企业争端中,没有“高级竞争”,也没有“次级竞争”,眼之所见全是“下三滥”的双输的竞争。这些竞争手段与街头泼皮惯用伎俩无异,若是偏居一隅的小商小贩这么做也就罢了,但中国知名企业卷入其中,则仅显中国主流商业缺乏底线的可悲。
激烈的同业竞争全球都有,如日本的东芝和松下、美国的微软和苹果……一国商业文明的发达程度,往往可用竞争手段的高明和卑劣来判断。如果这些国际公司间也常上演大打出手、互相谩骂的戏码,人们定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换成国内大公司如此行事,人们却只觉得新奇热闹,这也是一种可悲。
成功企业肩负着社会责任,摸索和建立商业行为底线,便是其中之一。作为知名企业,有责任向社会传递清晰的矛盾细节,让社会大众参与对“底线”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我们希望那些赢得官司的企业,可以拿出宽容的胸怀,输掉官司的企业,也能吸取教训——赢得大度、输的风度,社会在这种争端中获得启迪,并建立商业竞争的底线,才是最好结果。
相关：
雪糕炸着卖 财源滚滚来2001年冬天,李应超在香港看到了一种叫做“油炸冰淇淋”的时尚美食,凭借多年做生意的经验,他断定这个项目将来准会成为内地热门货。由于这种机器结构复杂,加盟费用昂贵,且仅限于店铺经营,李应超并没有引进经营,但这..
侵占罪中侵占代为保管物行为的认定侵占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的行为是侵占罪的主要表现形式,对这种行为的认定、处罚也是司法实践中较为复杂、疑难的问题。文章对此做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从分析其性质入手阐明笔者的观点;从法律规定、因租赁合同产生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