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涉及财政、税收、社保等诸多方面,它又与个税改革、养老金改革、国企改革等政策相关,此中关系错综复杂。而另一方面,改革方案一旦出台,又将如何落实？《新理财》记者就此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他认为即使方案出台,也只是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公众不应对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期望过高。
“调高”是重点
《新理财》：“控高”被认为是“提低、扩中、控高”三大战略中最难操作的一项,也被视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的重中之重,您怎么看？
李实：我认为“控高”这个词不准确,应该是“调高”,调节高收入。首先要明确不是所有的高收入都需要调整,所以不能简单地采取一刀切的政策,应该根据不同人采取不同政策。
高收入人群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合理合法的高收入者,许多企业经营者、私人企业主,在市场竞争中,通过投资经营获得高收益,那么这部分利润、绩效包括工资水平都应由市场来决定,只要按章纳税,合法的收入不需要调节,国家和有关部门也没有必要对其进行干预。
另一类是人们所说的不合理的高收入,包括垄断性国企高收入、官员的隐性收入,还包括市场扭曲造成的高收入。我们主要调节这些人的高收入。
《新理财》：调节这部分不合理的高收入具体应该怎么做？
李实：这部分是改革的重点,涉及到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阻力非常大。我认为应该针对不同问题采取不同措施。事实上,垄断部门的高收入是一个收入决定机制的问题。如何控制这部分利润是解决这部分高收入的关键。这些垄断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它们是由国家出资建立的企业,并且借助国家对它们的特殊政策获得垄断利润,这些利润应该从国有资产收益的角度,纳入政府财政。总之,需要把国企资产和收益作为一项公众资源来加以重新配置。
而官员的灰色收入、腐败问题,就不是收入分配机制可以解决的。这是一个政府权力界定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控制政府过多干预经济,这需要建立监督机制,使权利制度和收入更加透明,收入财产公式制度是一个好办法。
农民收入是切入点
《新理财》：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十分紧迫,如何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呢？
李实：“提低”的问题,涉及收入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低收入群体以农民为主,所以应该以提高农民收入为切入点。
农民的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收入、政府转移支付性收入四个方面。提高农民收入,要同时从这四方面落实。
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多指农民进入城市打工的收入。这部分收入的增加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不可分割,如果能消除歧视、户口等限制,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竞争的机会,就能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收入。相对于很多工资性收入来说,农民工更需要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等公共服务。
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包括经营性收入和非经营性收入。大多数农民的经营事业可归为第三产业,如微型企业和小企业,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取决于市场环境。目前,农民进入非农市场的门槛过多,譬如农民受限于农村户籍难以在城市立足,最终导致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差距越来越大,如果政府为农民的经营提供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农民的经营性收入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包括他们所居住的房子和耕地。如果农民在农村务农,他们没有其他收入,如何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就成为关键问题。这涉及到土地补贴、土地产权的明确,使农民真正拥有土地,从而获得应得的土地收益。如果政府能改变土地制度,明确土地私有化,并把产权完全归还给农民,这样农民就可以从土地交易中获得财产性收益。
在政府对农民的转移支付资金扶持方面。应该说在过去几年中,政府对农民的转移支付的资金量增加很快。下一步应扩大转移支付的覆盖范围,考虑增加对农村人群的公共投入,从而减轻农民负担。
立足机会平等
《新理财》：十八大的报告中提到,在初次、二次收入分配都要注重公平,应该如何理解？
李实：应该说,一次分配的问题很多,二次分配方面也存在不少缺陷。
一次分配的要素市场没有建立起公平竞争的体系,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都存在扭曲,造成了一些部门控制大量的垄断资源,从而导致了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如何改善初次分配市场的环境、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消除不合理的竞争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二次分配中,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税收调节、社会福利、政府的转移支付等手段,我国需要多元化的收入再分配办法。我国存在巨大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从这个角度看,在二次分配方面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如何通过多元化的办法手段缩小一次分配带来的巨大差距,可以说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新理财》：政府如何建立公平竞争的社会体系？
李实：公平的机会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在争论的焦点问题,应该说通过一些手段可以达成短期的机会均等,但是我们不能只满足于短期的机会平等,原因在于短期的机会均等的背后有很多机会不均等。比如高考制度,它实际上是一个短期内的机会平等,不管考生背景如何,都按照统一的标准入取考生,考得好上大学,考不好不能上大学,被认为是一个公平的政策。但从城市与农村的学生考入重点大学的失衡比例来看,高考制度存在机会不平等,其背后是义务教育质量的差别。从这个角度看,垄断企业还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人人应该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消除对不同人的限制和歧视,尽快建立平等的规则。
另外,如果我国家经济像过去十年一样,每年财政收入以10%的增长率增长,机会均等的政策落实起来的难度就不是特别大,至少我们在提低这一块有足够财力扶持,不过一旦经济出现了较大波动,政府收入就会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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