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收入分配改革”。这是因为贫富差距问题已过于严重,不仅影响社会和谐及政治稳定,也导致了中国虽有极为庞大的内需市场却难以拉动。但此一改革难度很大,研究8年,尚未定案。
一如所有国家,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也是通过三次分配后的结果。首先是市场机制,强调的是各凭本事,公平竞争；其次是政府机制,主要是提供补救性的重分配；第三是社会机制,通过调动社会力量补政府功能之不足。因此,如果对分配现状不满意,就应分别对这三个层面的机制进行检讨,谋求改革。
具体而言,我认为有几个方面是特别重要的：在一次分配中,政府应努力做到让公共资源配置在全国范围全国人民身上尽可能地平均,以确保竞争立足点的平等,以及所有产业、所有企业的“公平”竞争；在二次分配中,强化财政分租税的改革,以落实不仅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也包括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合理重分配；在三次分配中,对社会组织、公益组织作更大程度的开放与鼓励。至于国企改革之道,不在于直接去干预其高管收入,而在于强调并确保其与民企的公平竞争。
第二是“城镇化改革”。城镇化的战略精髓是让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一方面改变农村中人与地的比例,根本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另一方面通过城镇建设、产业发展及居民收入增加来拉动内需。
但城镇化的推动需有配套改革：农村土地的市场化流转,使农民通过售地获得创业资金；户籍制度改革,让进城农民可以获得城市户籍；产业政策配套,更多地鼓励能创造庞大就业机会的民企、中小微企及服务业的发展,使农民进城有工作可做；房改及房屋政策配套。农民进城需要安居,房产政策必须让多数房屋回归到作为住房的定位,而非是一个投资甚至是投机的商品。抓住这四个要害,城镇化成功可期。但必须再有一点提醒,城镇化与18亿亩农地底线不应冲突,农地之必须大规模地可持续地经营管理,一如所有发达国家,是一个国家与民族可持续生存发展的根本。
第三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工程,但也可以从三个重点抓起。一是人,二是组织,三是机制。
就官员而言,人民期待的是廉与能,现在更多的是廉。如何保廉？现在各方倡议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此议并非不对,且采行国家不少,但为确保行之即成,以免挫折改革士气,宜准确评估,谋定而后动。我认为预算公开及与之配套的人大改革应是更务实的做法,让各级人大真正起到宪法中原本赋予的审查及监督政府各部门预算的角色,相信应能从源头上对反腐作出重大贡献。
就组织机构而言,不必要的政府权力管制不但阻碍市场经济运作,而且滋生腐败,是以无论中央或地方都有必要进行大幅改革,祛除遗留自计划经济时代的许多管制部门。
就机制而言,指的是各级官员的政绩评价机制,在GDP之外,在评估内容中应纳入各项对官员要求的指标,包括廉洁。此一机制的运作还必须由上而下,才有实效。
2013,中国果能展开以上三大改革,则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目标即更进一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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