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最大的成功故事”、“中美国”……诸如此类的称呼充分显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在这场余波未尽的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中表现最佳,又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尽管如此,中国经济仍然存在一系列不可忽视的脆弱性,即使在绝大多数人认为可以高枕无忧的某些方面也不例外,国际收支就是其中之一。
国际收支,特别是经常项目收支逆差一向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桎梏,更是引爆其全面经济危机的导火索。而由国际收支危机引爆的全面经济危机常常又进一步触发社会动荡,乃至政权更迭。从1980年接踵陷入“失去的十年”的拉美国家和东欧,到1997年在金融危机中挣扎的东南亚和韩国,莫不如是。自从鸦片战争前夜西方列强大举对华倾销鸦片以来,贸易逆差就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平衡和社会稳定的一大威胁,历时一百余年。倘若没有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1934年美国强制实施《购银法案》之后中国经济受创未必那么深重。新中国成立后,经常项目逆差压力也长期是中国经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直到1978至1981年间,连续的贸易逆差仍然迫使我国不得不动用外汇和黄金储备救急,还在国际金融市场利率高涨之际借入高息现汇资金,年息高达15％,且半年结息一次,5年本息就翻一番。1981年1月,我国更不得不公开宣布无力执行1978年已签约的一批大型成套设备引进项目,中国在国际市场的信誉遭受重创。可以说,当时中国与墨西哥式债务危机几乎擦肩而过,也正是在1978年出现新中国建国截至当时年度贸易逆差最高纪录的情况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开始作为救急策略被提上议事日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近年来社会上诟病颇多的外资超国民待遇问题根源于当时为贸易逆差救急的需求。1978至1989年间,除了1982年与1983年分别出现30.36亿美元与8.36亿美元贸易顺差之外,其余历年均为逆差,1985年与1986年两年经济过热高潮时,贸易逆差均超过百亿美元。但在我国遭受西方全面贸易制裁的1990年,我国出口增长18.2％,实现了贸易逆差。从此,除经济过热的1993年出现122.15亿美元贸易逆差外,我国历年贸易收支均为顺差,正是这一点保证了中国从此不曾真正陷入如同1980年的墨西哥和波兰、1997年的泰国那样的国际收支危机,居功甚伟。目前,社会上对出日导向政策和贸易顺差多有抨击,但从当时的现实来看,提出“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和重视外商直接投资自有其合理性,我们不能扮演以目前情况去否定当初举措的“事后诸葛亮”,我们该做的应当是应形势变化而及时调整。
不仅如此,即使在我国已经经历了连续20年的贸易顺差、外汇储备数以万亿美元计的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对国际收支平衡掉以轻心。只要以美元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彻底更改,本币尚未跃居十足国际货币的发展中国家就时刻面临潜在或现实的国际收支危机风险；而美元的货币霸权又立足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霸权,要动摇、彻底更改它绝非易事。在这种情况下,2010年3月可能出现月度贸易逆差的消息分外引人瞩目。尽管春节效应导致出口减少、寒冷天气导致能源等进口增多、连续实施数年的扩大进口政策推动了技术装备和资源进口高度增长等原因都对3月可能出现的贸易逆差贡献较多,且今年全年不至于出现贸易逆差,但这一信号值得我们给予足够重视。
汇率之争放大中国经济风险
从这个背景上考察,近两个月来陡然升级的中美汇率之争已经显著放大了中国经济的上述潜在风险,因为人民汇率升值预期下的汇率风险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基础产生深刻损害,进而加快中国整个国际收支格局逆转。
作为一个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我们的根本利益在于实体经济部门,在于制造业,因为只有在现代制造业基础上才能构建起现代服务业,只有制造业才能为我国国民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并让经济增长的利益得到尽可能广泛的分布,而不是集中在小小的精英群体身上；而如后文将要提到的那样,我们的制造业又面临继续“赶超”与兼顾防止“被赶超”的双重任务,要为中国外贸、整个中国经济开辟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由于利润微薄而难以承受人民币升值压力,这一点众所周知；但按风险金额排行,由于建设和生产周期较长,电站、轮船、铁路、通讯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企业的汇率风险敞口最为突出,某些企业2007年与2008年汇兑损失相当于其利润的30％至40％。根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估算,目前上述行业企业在手合同约1500亿美元,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整个行业将减收300亿美元。
2009年中国造船业拿到了全世界44.4％的新增订单,跃居世界首位,在中韩两国造船业的角逐中,堪称里程碑式的成就；但韩国企业为扭转颓势而实施降价揽单策略,从2009年10月至2010年1月,韩国造船业新签订单连续4个月远远超过中国同行,2010年1月韩国造船业竟然占有全球订单的64％,中国仅占6％。在这场白热化的淘汰赛中,中韩造船企业正处于拼承受能力的紧要关头,人民币汇率倘若升值,中国企业将很有可能面临溃散。即使我们不能给予中国造船企业适当形式的支持帮助其渡过难关,至少不适合帮助韩国造船业淘汰中国竞争对手。
不仅如此,与一般认为人民币升值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想象不同,由于对外投资者资产负债的货币错配,人民币汇率急剧升值还将导致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海外资产存量面临缩水风险,企业负债又将成倍放大这一风险。笔者曾根据2005年度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等数据作过估算,在一定前提下,海外投资东道国货币对人民币贬值1％,中国投资者所有者权益损失46.2亿元。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经成倍增长,人民币升值的潜在损失也在加倍放大。
就总体而言,多个行业人民币汇率压力测试结果颇不乐观,因为测试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人民币短期内升值3％,将导致主要出口行业利润下降30％至50％。我们不难想象这种景象一旦成为现实,中国出口将蒙受何等打击,月度贸易逆差问题将如何陡然恶化。毕竟,作为全世界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大国,作为一个有数以千万计劳动力就业于出口部门的国家,出口复苏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尽管中国正在努力推行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更依赖内需驱动,但人口密度大、资源禀赋不足决定了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在这场余波未尽的危机中,中国出口同比下降几乎与危机陡然升级同步,出口复苏也发挥了经济复苏先行指标的作用,出口复苏的构成也在改善,我们需谨慎决策,不可亲手断送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
汇率之争背后是山姆大叔不战而胜打垮中国的企图
从更高层次上来看,作为一个工业化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国家,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外贸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目标已经从单纯“赶超”向兼顾防止“被赶超”转变,中国和其他国家围绕中国“赶超”与“被赶超”的较量也将成为未来十年全球经济秩序和贸易秩序重构的重要内容。此前中国外贸,特别是中国出口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同样生产出口低增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时至今日,中国已经需要同时在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两个层次与海外对手展开竞争：在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国需要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竞争,让这些制造环节在中国国内保持足够长的时间,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为无法转换行业的中国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让这些产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下尽可能持久地为中国提供经济利益。与此同时,中国越来越需要与韩国、日本、德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竞争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外贸、整个中国经济开辟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中国经济、中国外贸未来所谓“发展”,就是在这两个层次上的竞争结果；应对2007年以来危机的努力是加快了我们的“赶超”进程,但其中潜藏的危机也有可能在下一阶段令我们“赶超”不成反而“被赶超”。
面对中国加快“赶超”的态势,力图维持霸权的守成大国不会坐视；而要消除新兴大国的竞争压力,除了直接阻挠新兴大国“赶超”之外,扶植其他发展中国家赶超新兴大国,令新兴大国“赶超”不成反而“被赶超”,无疑更是上上之策。而新兴大国在“赶超”守成大国前期的初步成功又会创造自己被其他后起者“赶超”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初期成功会削弱其赖以起家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价格竞争力。某些西方政要和舆论对印度、越南等国家的溢美,某些大国对这些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刻意扶植和拉拢,不过是上述策略的体现而已。从此视角来看,美国议员们要求人民币汇率迅速大幅度升值的咆哮不仅仅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年抢夺镜头,背后也隐藏着不战而胜摧毁中国“赶超”希望、令中国尽快“被赶超”的战略企图。1985年《广场协议》将日本推向泡沫经济极度膨胀的教训已为世人所熟知；1934年罗斯福政府实施《购银法案》,“成功”地强行成倍提高中国货币汇率,结果摧毁了中国的财政金融体系,美国此举事后也被证明更像是“损人不利己”,因为美国国内微小的白银生产部门从这一“成功”中的受益仅仅持续了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美国由此在经济和外交战略上付出的代价却极为可观。
在美国政体下,一个小小的利益集团常常能绑架整个国家的政策,让整个国家的全局利益为他们一时的局部利益埋单,从《购银法案》时的白银集团,到2005年纺织品争端中的纺织品集团,再到今天汇率之争背后的推手,莫不如是。但山姆大叔这次面对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软弱的清王朝或中华民国,也不是在他们武力卵翼下的日本、韩国,而他们的国家软硬实力又在余波未尽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在这种情况下,山姆大叔果真以为他们还能对中国予取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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