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下半年之后企稳向好的经济形势,已为中国“调结构”打开难得一遇的时间窗口,这个时间段弥足珍贵。
当前中国经济的回升,和以4万亿元投资为重要内容的一揽子计划,包括多个产业振兴规划,在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同时大力改进民生和社会保障,以及支持自主创新等,是密切相连的。
前一段当经济出现整体加速下滑时,我们要及时把不断低落的景气托起来,然后才可以谈到如何促进结构的优化。而现在,企稳向好的局面,使得我们可以腾出更多精力,采取更积极措施,加大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的力度,把短期调控政策和中长期目标更好地结合起来,加快促使中国经济尽可能快地从粗放型转为可持续的集约型状态。
已安排的政府4万亿元投资本身有优化结构作用,它投向的基础设施、灾后重建、新农村建设、安居工程、生态保护、自主创新和科教文卫的硬件设施建设,都是在经济结构上推进优化。4万亿元投资对消费也有拉动作用,项目投资会在30~40%的比重上转为消费。
调整内需结构应注重合理促进消费,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并通过社保体系建设消除社会成员消费方面的后顾之忧。
与消费有关的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和再分配调节。收入分配悬殊、利益配置不合理问题,包括不同阶层的利益矛盾和“仇富心理”等问题,都需要高度关注。特别是,对于现在影响非常大的垄断行业和国有大型垄断企业凭借垄断权力和特许权,不合理地、过多地占有国民收入份额的问题,亟待克服既得利益障碍,通过配套改革措施加以认真解决。
从产业角度的调结构事项来看,集中到一点是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和促进升级换代。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更加强调和注重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如果只用行政手段,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作用会比较有限,副作用或实效难到位的情况也是比较明显的。
实际上,推进大量的结构优化事项,政府通常只需要给一个正确导向,法律只需要给一个公平竞争框架,再加上经济手段的规范化设计和运用,比如有一系列有针对性、体现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的税收或者支持补助的优惠措施,而后让企业自己在竞争中通过市场来进行优胜劣汰,形成优化配置,就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
在税制方面,要达到淘汰落后产能,优化结构的目的,需要充分利用资源税、消费税、环境税的区别对待措施。
另一方面,发展政策性融资对于结构优化至为重要。
2008年以来,我们被一系列事件触动:发生了大地震,救灾重建需要金融支持;在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抗寒过冬”需要金融支持;在中央全会对于农村发展建设和改革问题有了系统性的指导意见之后,各方面都认识到需要进一步支持三农,农业、农村、农民的融资再次成为热点和难点。
可以看到,各家银行和金融机构对这些事项的表态,和它们的运行机制之间,明显地存在“两张皮”:虽然表态都是非常明朗的,但后面没有支撑它持续做这种事情的运行机理,资金运用的这种结构取向,完全不是商业金融内生的运行机理可以长久支撑的。真正与之对位的,其实是中国必须在探索开拓中合理构建的政策性金融系统,和通过政策条件引导商业金融机构可持续参加的政策性融资事项。
运行的具体形式上,既包括专门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合理构建与运作,也包括以招投标方式选择商业性金融机构从事某些政策性融资业务,特别是需要形成被支持对象与银行、与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与必须以财政资金和政策手段介入的财政部门间的协调、联动机制,形成风险共担下的有效风险控制与信用增级、综合绩效提高的“多赢”结果。
这是一个涉及中国商业、政策金融体系全面改进的方兴未艾的挑战,是一个必须在中长期发展、改革、稳定中处理好的创新过程,但只有如此这般去努力,以金融支持结构优化,才能越做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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