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经济将步入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的关键阶段。由“政策刺激性反弹阶段”向“市场需求反弹阶段”的全面过渡,决定了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及其政策选择开始进入关键阶段。
一方面,如果刺激政策持续或进一步放大,可能会带来经济短期的快速回升和过热,而政策主导性反弹可能压制市场复苏力量的培育,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内在矛盾也将会越来越激化,产能过剩还会加剧,从而导致宏观经济在中期的不可持续。
另一方面,如果简单采取退出政策,将使政策刺激性需求急剧萎缩,使刚刚启动的局部的、还没有形成自我循环的市场动力夭折,宏观经济在中、短期内可能出现反复。因此,避免宏观经济出现“第二次探底”,将成为考验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效应和政策实施节奏的核心所在。
近期内,我国大中型金融机构再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一举措的运用,是货币政策应对新形势的灵活之举,也凸显出当前调控面临的两难:一方面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进行政策微调。
实际上,不仅货币政策,“两难决策”在多领域同时集中凸现。主要包括:重工业主导的经济复苏与加强结构调整力度之间的冲突;无就业复苏与增加就业的刺激方案之间的困境;进一步刺激出口快速回升与外贸不平衡调整之间的矛盾;房地产作为民生产业与作为经济支柱产业之间的问题;汇率政策调整中贬与升的两难选择等。
正基于此,中央提出要处理好保增长、调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一方面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同时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因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面临的问题依然十分复杂,可能出现上述多目标约束下的政策有效组合困境。既要保持经济复苏的周期得以延续,又要在整体经济框架改革中寻找新的出路,那么,该如何进行两难决策就成为当务之急。
第一,对目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结构性调整。
在保证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总体方向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改变调控的着眼点。其中,财政政策应当以“促民生、建社保、调工资、稳投资”为目标,货币政策应当以“促进流动性的渗透性、抑制资产价格高涨”为目标。
第二,稳定目前各类在建项目的政策投资,启动民间投资。
对于地方新建项目和投资膨胀倾向进行适度约束,防止2011年-2012年地方政策财政恶化带来大量的“烂尾工程”和结构进一步恶化的问题;加强政府对保障住房的投入和落实;开放与扩大民间投资,同时,约束大型国有企业进入一般竞争性领域,防止出现过度的“国进民退”现象。
第三,启动消费应通过制度建设,而不能单纯依靠一次性收入的增长。
可适度延续或局部扩展2009年的消费政策,但不宜大规模、全方位地进行。因为过度的消费性刺激政策,可能成为真正启动市场性消费的障碍,给今后的政策退出带来不必要的波动或震荡。消费政策应当与建设民生工程、工资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公共服务相结合。
第四,调控资产价格以控制“投资杠杆率”为主、调控利率为辅。
调控资产价格的核心工具,包括适度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股票保证金交易限制、提高非保障性住房抵押贷款条件、严控热钱流入以及调整差别化利率等。房地产市场调控是2010年的重点,供给放量依然是政策调整的落脚点,关键在于对土地供给和土地囤积的管理。同时,高度关注一些瓶颈产业的供应以及关键产品的价格变化。热钱的大规模涌入是2010年汇率调整、资本市场管理必须关注的重点。
第五,贸易政策保持相对稳定。
如果2010年进一步刺激出口使出口快速回升,虽然可以带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快速复苏,但极易使经济增长模式又回到老路。因此,2010年不宜进一步出台刺激出口复苏的政策,进口政策和对外投资政策应当保持积极的态势。
最后,注重政策工具与目标的匹配性。
其核心原则是:中长期政策与中长期目标相匹配;产业规划与结构调整相匹配;社会工程建设与社会规划相匹配。切忌长期问题短期实施;注重政策工具的性质,把握问题的核心根源。这些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在解决结构性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我国广泛存在周期性产能过剩,其往往因全球分工体系和外部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将产能过剩绝对化而依靠单纯的行政管理和计划调整方式,无法实施产能过剩问题的动态调整,必须从行政体制层面来分析问题。
事实上,不彻底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绩观,不建立落后产能退出的社会保障机制,不破除政府采购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就难以真正达到产能均衡发展的目标。因此,在短期宏观调控上,结构性调整不宜用力过猛,不宜过分依赖增量收缩和行政规划来解决周期性产能过剩的问题。
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运用,往往会带来一定的调控成本,凸显出政策两难的局面。中国需要在两难决策中审时度势,在旧矛盾和新问题中进行两方面转变,从而真正实现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新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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