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这样的“QE主义”？当然可以从政策理论上找到解释。2008年9月世纪金融海啸爆发之际,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率已接近于零,传统货币宽松政策已无用武之地,无计可施之下只好“量宽”,通过央行持续大量印钞买入债券,至此,传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分际已告消失,货币政策成了服务财政政策的工具。由于国际货币的流动性是国际化的,作为始作俑者的美国启动QE之后,以邻为壑的结果,逼得那些也有点本事已是国际化货币；不担心物价膨胀或资产泡沫,甚至反而巴不得出现通胀）的“邻”不得不跟进QE,像欧盟、日本、英国等。必须看到,QE质疑派最担心的通胀始终未曾出现,反而是一些国家更担心的通缩,阴影挥之不去,正好给QE提供了正当性。
无疑,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学大实验,若果成功,就是一次重大的经济学革命。成功与否,最终当然必须由时间给出答案。但在最终答案尚未出现之前,对相关实验作一些观察与评析,应该还是很有意义的。
关于通胀。一些国家现在把通胀或名义经济增长率设定为目标,只有当目标实现之后,才终止QE,是之谓QE的退出机制。
让不少人纳闷的是,何以一些国家一而再、再而三的QE,却始终未见通胀的出现,这不是颠覆了传统的“货币数量学说”了吗？其实,“货币数量学说”的理论应该没有问题,问题恐怕出在“物价传导机制”。简单说,就是货币扩张于前,物价上涨于后,但在这“前”与“后”之间,相关的传导机制很可能因一些状况或变数受到干扰,以致“抵消”了或“延续”了物价上涨。例如：企业或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行为；2008年爆破的是一个极大的过剩现象,需要长时间才能消化；在采取QE政策的同时,因为财政危机又不得不同时紧缩财政支出,以至效果相互抵消等等。
如果是这些原因,就必须提防通胀不是不会发生,而是正在蓄积能量,得小心一旦出现苗头之后,来势可能凶猛。
“量宽”主义明显忽略了经济政策的目标,除了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外,还有一个分配公平。姑且不论“量宽”能不能通过通胀来刺激需求与增长,但明显地,极低利率再加上通胀是不利于合理分配的,它更多地是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虽然这种过程是慢性的,但它会积累,从而不利于社会与政治的稳定。
就算是不在乎低利率加上通胀对社会与政治稳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它也未必有利于内需的拉动。
即以日本为例,65岁以上老人已占总人口约四分之一。老人的退休储蓄利率越来越低,如果再加上物价却越来越高,实质财富不断缩水,还有什么心情去增加消费？这很可能是日本政府采取QE政策时,未能计及的盲点。果真如此,就是弄巧成拙了。
关于央行的“独立性”。长久以来,经济政策理论之所以强调央行的独立性,就是着眼于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必须为长期的而非短期的政治服务,以避免政党或政客藉操弄政策讨好选民,骗取选票却罔顾国家长远利益。为此,央行行长的任期与任免也有别于一般政务官员的设计。但“QE主义”明显地侵蚀了央行的独立性,至于日本首相安倍之公然教训指示央行行长,就更是置央行独立性于扫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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