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预测,中国为了应对能源需求激增将投入高达3.7万亿美元。2007年,中国能源用量增加了8.4％,而同期全球能源需求仅增长了2.4％。显然,开发可替代能源不是基于环保考虑的一种奢侈品,而是为自身提供充足能源所绝对必须的。美国能源基金会的杨富强认为,如果中国仅使用传统能源,“它根本不能满足其人口的能源需求。”
因此,可再生能源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传统能源的替代物,而是一种附加补充。中国多年来一直依靠煤和石油满足其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将来也必定会继续在相似的水平上使用煤和石油。目前煤占中国主要能源产出的76％,石油为13％,而可再生能源仅占8％。中国政府计划增加可再生能源所占的份额,以保证能源产出的绝对量继续增长。
那么中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呢?中国领导人,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多年来一直都致力于解决能源需求增加的问题。开发可再生能源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因为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代价高昂,而且发电量还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传统能源。尽管困难重重,中国政府还是下大决心,将新能源开发纳入21世纪国家能源规划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政府的目标雄心勃勃,其中一项条款显示要求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将占中国能源总消耗的15％。
有了这样一个目标,谁将最终引领中国的新能源开发呢?从资金和投资上看,国家和私人都将发挥作用。但中国政府对新能源开发的投入令人吃惊。由于盈利性方面的挑战,当前私人投资更集中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特定领域,比如设备制造而非能源产出。结果是,为了达到中央制定的目标,国家投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巨额的现金储备
尽管西方人传统上一般不认为政府最有能力推动尖端技术创新,BP中国的首席亚洲经济师、可再生能源的一位领军专家张弛提到：中国政府拥有巨额现金储备支持可再生能源开发。这一举措不一定是由赢利性驱动,也不一定有私营部门参与。他还说,对不断亏损的中国国有能源企业的关注反映的是西方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公司必须被视为整个政府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单个的商业实体,因为财务部总是在每年年底提供资金为各个亏损企业“平账”。结果是,政府并不特别关心单个公司层面的持续亏损。
他还论述了中国有能力为可再生能源开发提供资金支持：“西方国家效率高,但不一定出成效。在中国,你不用担心效率；你只需考虑成效。”因此,中国政府可以投钱下大力气解决能源问题,推动可再生能源开发。这种由政府引导的开发显然与西方国家的举措不同,所以我们必须从一个不同角度理解中国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政策着眼于三个领域：水力,太阳能,风力。从潜力上看,中国水力能源的前景似乎无限美好。作为全球水电的领头羊,中国广袤土地上流淌的大江大河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将决定其能源的未来。目前,中国的水电占日益增长的电力消耗的23％,仅次于煤电。作为一种前景广阔的“绿色能源”,水力能源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水电站,每年最多可发电25兆瓦；另一类是大型水电站,如湖北的三峡大坝,这是世界最大的水电站。
在中国,小型水电站有43000多座,遍布全国各地。这类电站的大量存在与电力传输系统的需要和国家的税收政策直接相关。尽管大型水电站可以产生大量电能,但目前的电力传输系统无法有效地将电传到农村。因此,中国政府通过税收优惠和放松银行信贷的方式促进农村地区小型水电站的发展。这种政策环境鼓励私营企业投资建小型水电站,已成为这类电站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一些合资企业,如新疆玛纳斯河一号水电站工程就为像新疆天富热电公司和东京电力公司这样的私营企业建设小型水电站提供了机遇。
与此相对的是,大型水电站虽然数量少,却为中国提供了67.5％的水电。大型水电站的建设主要是由政府主导。依照张弛的说法,“只有中国政府才有能力建设大型水电站,因为只有政府才有让民众搬迁所必需的资源。”顺理成章的是,大型水电站建设所需的资金也由政府提供。比如,位于四川的35亿瓦的二滩水电站主要由三家政府部门提供资金。此外,中国的几座大型水电站还借机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向第三方出售减排量认证书。鉴于中国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至少建成13座大型水电站,很清楚,未来大型水电站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进程中将独占鳌头。
为了实现2020年的目标,专家估计大型水电站建设总共需要1278亿美元的投资,小型水电站总共需要388亿美元的投资。对于大型水电站建设,政府将不得不继续提供直接投资。对于小型水电站,政府会鼓励私人投资。利用政府推动的多种形式筹资的办法对于减轻国家财政压力至关重要。鼓励地方发电的增长也将弥补当前中国电力传输系统的低效率。
尽管水电在发电量上占据领先地位,太阳能则是增长率最快的清洁能源。在未来四年中,太阳能产业预计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长。不过,一些专家很快就注意到,这种增长比开发其他清洁能源带来的利润少。摩根斯坦利研究部的肖恩·金认为,“太阳能产业的长期增长潜力将超过风能,但回报却低一些。”
因此,中国的太阳能尽管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由于依赖政府补贴,依然是不可持续的能源。目前太阳能发电的成本是每瓦3至4美元,而传统煤电的大致成本仅为一美元。虽然面对成本方面的挑战,投资者依然对中国的太阳能设备制造厂商充满信心。肖恩·金认为,“现在太阳能对投资者来说依然是清洁能源中最有前途的一个领域。”
充分反映其巨大潜力的是,在过去五年里,中国已有10家太阳能模组厂商上市。这些公司是中国太阳能产业发展的推动力,在财务上也最成功。以2005年12月无锡尚德在纽约证交所公开募股为开端,中国已有一批太阳能模组厂商在全球市场公开募股,包括2006年的天合光能和2007年的英利集团。
除了赢利性方面的挑战,太阳能的开发还面临其他一些困难。硅是模组制造中的关键原料,而全球硅的供应又有限,这就是当前太阳能利用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因此,硅片厂商面临着来自模组厂商要求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压力。肖恩·金认为太阳能产业将继续进步,但必须依靠不断创新。他说：“通过新技术或提高效率来降低成本将在未来十年里继续催生新需求。”许多光电硅片厂商很可能将在这不可避免的技术革新中挣扎一番。政府不仅在水电发展融资中发挥关键作用,还承诺提供发展太阳能所需的大量资金。不断进行的技术革新意味着未来十五年里中国的太阳能产业预计总共需要559亿美元的投资。2007年,中国国家发改委承诺将提供100亿元人民币支持太阳能产业的发展。
随着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国家和私人对太阳能设备制造的投入将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对于私人投资者来说,投资收益以及能否与国家电网连接将成为主要的障碍。尽管太阳能产业的发展困难重重,而且需要政府不断补贴,专家预计,私人对太阳能设备制造的投资和国家资助的太阳能技术革新应会保持强劲的势头。
利用风能
尽管成本与石油和天然气这样的传统能源不相上下,风能在中国仍被视为最有商业潜力的清洁能源。中国一直大力开发自身丰富的风力资源,目前风电装机量位居亚洲第二,世界第五。到2020年,中国风电装机总量预计将达到1000亿瓦。如此飞速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其丰富的风力资源,坚实的技术基础,但最关键的还是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国政府为促进风力发电的继续发展颁布了几部法律。例如,2006年出台的《可再生能源法》要求电网公司购买地方已注册发电厂所有可再生能源的产出,这就为风电开拓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各省政府也迅速行动,将清洁能源目标中的风能发电量列入五年计划中,这就确保了中国风电行业的持续发展。
在投资方面,风电是可再生能源投资者的投资热点。到2020年,风力发电预计需要911亿美元的总投资。目前,对风力发电的投资由五大国有电力公司和与其相关联的私营部门主导。这些集团要面对几大挑战,包括技术传输上的技术问题和政府定价的不可预测性。
国家和私人对风电投资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对持续亏损的承受能力。对于许多与政府相关的投资集团,蚀本开发风能是可行的,因为它们很可能在今后5年到10年收回投资。中国的风电场让与政府相关的企业完成清洁能源指标并且确保了未来能源的生成。由于风力发电预计在2020年提供中国所需电量的10名,这些国有投资者可以承受暂时的损失,而着眼于未来最终盈利的许诺。不过对于大多数私人投资者来说,投资开发风能的风险仍旧太高。
随着国有电力公司推动风力发电能量的不断增长,涡轮制造业也正经历着一个繁荣期。就风电设备制造而言,该领域的主导者是大型外资及合资企业,这些企业都在中国建立了坚实的基地。随着中国对风电需求的猛增,风力涡轮制造业正全速发展,但依然供不应求。
同时,中国本土的风力发电企业也在稳步发展。这些企业预计能提供比外国竞争者低10％到20％的有竞争力的价格。政府也在鼓励国内风力涡轮制造企业的发展。目前中国的政策目标是实现70％的风力涡轮国产化。因此,基于中国的制造商依然最具有投资吸引力,尽管私营企业参与的机会并不多,同其他可再生能源技术一样,中国政府将继续为风能开发提供动力。
不管私营企业是否参与,中国政府有资金和决心推动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以达到2020年15％的可再生能源消耗指标。随着其他国家不得不承认中国巨大的能源需求及其相应举措,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用于分析能源产业和能源公司的经济框架可能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政府优先考虑的许多问题取决于能源危机的解决,其中包括中国的能源需求,社会稳定以及环境问题。因此,中国政府将继续推动可再生能源开发日程,以使可再生能源占到能源总消耗的相当比重。
随着中国继续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房,其对可再生能源的巨额投入为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虽然这些举措大多从现实出发而非出于环保的考虑,然而,未来几十年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不论是国家投资还是私人投资,应该能给全世界带来好处。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前途是光明的,主要由于它是必需品,而非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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