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宝钢集团董事长公开宣称：期货市场过分炒作导致宝钢不锈钢项目巨亏。问题的根源在于金融危机提前引爆了结构性矛盾,解决之道“有赖于金融业健康运行的支持”。因为“搞产业的人都去搞金融”,实体经营较好的企业意外地栽在套期保值上,反映出一个普遍的趋势,即商业模式被异化成金融模式,并在陌生的领域内输掉手中的筹码。而这种现象像个让不少中国企业无法抗拒的魔咒。
魔咒的两个根源
魔咒的两个根源是：其一,企业的经营由生产经营、行销经营进入资本经营阶段,在金融文明初期,投融资创造财富的效率与速度远超实体经营,这就是李泽楷与李嘉诚最初的区别,不过在金融危机来袭之后,李氏父子的命运殊途同归。
其二,宏观上,金融业的“脱媒化”使金融业与实体经济脱钩,自成一体、独立循环、制造出巨量的流动性刺激金融衍生品交易,扩大了期货、套期保值、对赌交易的能量,使得这一行业暴富成为常态,吸引更多的企业投身其中。微观、宏观态势结合的产物就是金融模式成功地将传统的商业模式诱捕并异化。一旦企业拐向套期保值与期货对赌,那么悲剧就此上演,同样,用长期保值来锁定工业利润的结果恰恰导致无利可图,即企业收益没有意外之喜。这是种“干实体”的企业不能理解、难以操作的商业模式。在正常行情中搭顺风车的收获,在危机敲门时瞬间还给对手。
“反市场怪兽”重归
近来,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国企因代表国家战略、先进生产力与综合竞争力而天然吻合克服危机的国家意志,所以,主要国家纷纷对此类企业施以授手,让这个被自由主义视为“反市场的怪兽”卷土重来,这种体现政府与市场新均衡点的“新国企”,与集资源、市场、行政三大垄断于一身的老国企有很大差别,它是危机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全球版。
中国因正处在市场化改革、体制改革深化阶段,一批国企歪打正着地接近“新国企”状态,如银行由于金融改革甩包袱、注资、上市,洗清了历史,躲过本轮金融危机的直接打击,这种“先胜一筹”的开局多少带有运气的成分,事实上中国并未在“新国企”问题上破局。但这并不妨碍企业对“新国企”模式的热烈追捧,以期得到“金刚不坏之身”,但如果国企体制问题不解决,投融资陷阱就难以避免。何况,“新国企”的进入门槛高,针对性强,并非谁都有机会中标。
“山寨模式”非可耻
应对金融危机最常规的商业模式当属“山寨模式”。在抗危机、拼对手面前,任何企业都不得不或多或少、或迟或早地引入“山寨模式”,不然遭遇“山寨”冲击在所难免。因为,山寨本质上是一波全面创新浪潮的序幕,体现出的是一种未完成的、尝试性渐变的过程,并且能不断发现市场、创造需求并填补需求,它集落后的无奈与实用主义的灵活于一体,是对传统商业模式的颠覆。
事实上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山寨”：房产开发商的运营模式就是投行的山寨版；不少国内车企的新版豪华车,如奇瑞等一看便知是山寨版劳斯莱斯；手机新贵如天语、金立并不讳言自己出身山寨；连电视剧很多也是美剧、日韩剧的山寨版,拿现成的情节框架、填上中国元素即大功告成。这种模式是生存方式选择的反映,是工业化赶超战略的一部分,没有必要从道德的角度去进行价值取向上的评价。美欧日先行一步,只是现在上岸收手摇身一变,成为反山寨的主力,因此不存在谁比谁高尚与龌龊。
商业模式大颠覆
颠覆商业模式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企业的“势”发生了本质变化,由此导致商业模式发生了一系列的自适性调整、异化与颠覆。其一,现状可概括为三个阶段并存：加工业退潮,制造业面临新空间,增长方式转型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企业发展不再华山一条道。其二,国资、民企、外企三分天下的格局将长期持续,任何试图打破此局面的战略与尝试都将获败。其三,货币资本、要素资本、金融资本等面临的新态势是货币资本权重下降,要素资本权重上升,创新资本成为决胜未来的关键。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漠视它的结果就是企业的“兵变”。其四,企业面临三种经营模式：做小企业、做大业务,虚实结合,模块化与系统集成等。与以往专业化、精细化、做大做强、多元化等经营模式有着较大的差异度。其五,企业已被内置上创新、组织、原罪三个维度。创新不必多说,组织管理已成为擅长生产、营销管理的企业家的新难题。企业原罪是指企业的过剩与蒸发,即企业为做大做强而过度投机、无限膨胀最终合成市场的大平仓。企业的这三个维度决定其传统的经验理念已被颠覆。其六,“三无时代”已经到来,即企业的无边界、无责任、无形态,它从根本上抽掉了现有商业模式存在的前提：鲜明的行业边界、有限责任制以及产权清晰、注册明确、规范有形的企业组织架构。现代服务业企业大都属于“三无”的典范,难以从它们身上发现传统商业模式的痕迹。
“旧船票”能否登船
目前,国内外企业家热衷的问题有二：经济见底没有；股市是进是出。其潜台词是经济见底,则苦尽甘来；若能进入股市则意味着大牛市到来。这种想法又错了。经济见底,新的形势与问题也出现了,旧的商业模式注定无法应对难关；大牛市的本质就是对以往投资模式、理念的颠覆,而且颠覆越彻底,获益越大。从格雷厄姆到索罗斯,从企业红利阶段到混合信用阶段,人物更迭、阶段的演化本质上是投资模式的颠覆史,投机的最大空间不是破坏现存秩序与制度,而是利用其漏洞、制造落差。从这个角度上看,与大牛市的到来同步的是新的投资理念与模式,而这显然不是那张“旧船票”能上得了的“船”。
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传统增长方式、商业模式寿终正寝的标志。对中国企业家重要的是果断地与传统做切割,关注形势预测与新商业模式的选择。中国率先走出经济危机的前提之一就是企业商业模式摆脱上述因素的诱惑,不走回头路、不原地踏步,在政府与市场、金融与实业、模仿与原创、继承与否定之间形成新的均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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