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尧博士,1952年出生于香港,香港上市公司泰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天津市政协委员。多年以来热心教育和公益事业,担任天津南开大学顾问教授和学生素质教育顾问、以及香港树仁大学校董。曾参与香港保良局等多个慈善团体的公益事业,服务香港“协青社”十几年,关爱边缘青年,现担任“协青社”会长。
一位香港上市公司主席,事业遍及津、沪、港三地,十年“造房匠”不改公益心,更以投身公益诠释“施恩莫望报”的涵义
采访张舜尧主席历时半年,横跨沪、港两地。笔者与张主席的初次面谈是在去年年底,上海。寒冬之际,经济危机中的房地产行业是探讨得最多的话题。今年5月初,笔者在香港再次采访张主席。采访中,张主席长期投身教育、公益事业的经历引起笔者的关注。笔者随同他参观了其参与多年的香港公益团体“协青社”,听到他救助“边缘青年”的快乐,让我看到了他在商场之外回馈社会的儒商之道。
扪心自问：不浪费社会资源
笔者曾在去年的《新沪商》杂志以《泰昇升的执着》为题,介绍了泰昇集团在上海坚持以质量取胜的建房理念。去年年底的采访中,张舜尧主席以“首饰工匠”的比喻解释了泰昇不同于其它房地产商的执着追求。
新沪商：泰昇集团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已经10多年了,在上海只是很认真地做了3个楼盘,这和其它很多房地产开发商狠赚“快钱”、追逐经济利益的行为非常不同。张主席为什么选择用这样的理念来经营公司？
张舜尧：泰昇集团以及我个人的一个理念是：客人买我的东西,我都要自问一下,客人为什么选择我,为什么选择我的产品？其实,扪心自问是非常基本的道理,就是在反思自己凭什么赚钱,怎样才可以更好地在靠供求关系平衡的市场里生存。
在我看来,房地产开发商好比一个制作首饰的工匠。工匠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利用黄金珠宝价值的变动,低买高卖来赚取差价；另一种是因为手工艺出众,做出来的首饰独一无二,别人替代不了,这样客户才会一直追随着来买我做的首饰。在房地产开发中,地块就好比工匠手中的黄金饰品原材料,是有一个价格浮动的周期的。有长久竞争力的房地产开发商不能仅靠土地价格上涨过程中的倒买倒卖来获取利润,而是应该通过科学的成本控制、超前的设计理念、建筑实力、物业管理等等各个方面来提升房屋的价值,来完成土地本身的升值。泰昇希望成为一个手工艺出众的工匠,客人是因为我的手工艺好,所以才来买我的东西。这也是泰昇为什么选择走一条与其他开发商不同的经营道路的原因。
我不想说别人错,也许真的是因为我们比较笨,没有在这么风起云涌的时机多圈地多赚钱。但是泰昇的观念是要量力而为,因此也不会遇到类似现金链断裂这样危及企业发展的情况。虽然说不上“十年磨一剑”,但确实泰昇从1997年涉足内地房地产行业以来,稳步地从做小楼盘开始尝试、积累经验,了解市场需求,逐步对客户需求有了认知,直到今天开始做一个稍微有规模的楼盘。泰昇真正赚的钱是我们凭借自己的打造工艺,令这块“黄金”增值了多少。这是我作为一个企业家所秉承的理念,也就是泰昇经营理念背后的支柱,所以泰昇最注重的是产品的工艺和品质。
新沪商：当房地产价格暴涨的时候,就会令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不再专注于提高自己的工艺水平,因此在这次的金融危机里就暴露出了其中的弊病,这些房地产开发商不得不为自己以前的行为买单。您怎么看？
张舜尧：一个没有公益心的开发商是在浪费社会资源。我经常看到一些很有价值的地块,给一些不懂行的开发商在上面盖了很多一点设计感也没有的排屋,好像兵营一样。就像一个工匠得到一块稀有的宝玉,但是把它雕刻成一个胡萝卜就卖出去了；而如果给我来做,我可以把它雕刻成一尊观音。更何况房子盖在土地上是几十年不会再改变的,一个糟糕的设计还会影响到周边的城市景观。
泰昇每一次拿到地块以后都以非常负责任的心态进行开发建设。像以前的泰昇德苑,建成以后上海市住宅发展局和徐汇区区政府安排了很多政府官员及其它开发商来参观、吸收先进的建筑理念；后来到了泰昇荣苑,虽然是在长宁区的一个很小楼盘,但是我们根据那个区域日本客人聚居的生活需求,引入了酒店式服务公寓的理念,设计了挑空的大堂等结构；在现在的泰昇欣嘉园,我们又利用特殊的地理优势,如沿着苏州河和三条轻轨交汇等,做出了一个精品楼盘。当时普陀区邀请泰昇来这里开发建设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在之前的楼盘树立起来的口碑。今天,泰昇欣嘉园成为普陀区第一个可以卖到超过3万元/平方米的楼盘,成为普陀区代表性的一个高档的小区。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房地产开发商甚至可以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格局。
长远眼光：把脉中国房地产业
与张主席交谈,发现他的成功不仅局限在企业管理的独特理念上,更在于他具备宏观思考的长远眼光,对于中国房地产业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他有自己的深刻见地。
新沪商：中国房地产行业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产业,为什么连那些非常出名的超级大公司都不愿意去做精雕细琢的事情？
张舜尧：也不一定是那些大的开发商没有想到过高要求居住者的需求,而是当时的市场不允许。我们一般将市场分为“大众市场”和“小众市场”。在“大众市场”,供应是跟着需求走的,当时的市场环境是,国民的购买力不高,国家的生产力也还跟不上,很多东西要依靠进口。当然,买家也不是不懂得欣赏好东西,只是承担不起,所以只能“将就”一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不会指责和批评别的行家,而要理解每个开发商在不同的背景下所提供的产品的形态。
像泰昇这样的小企业能体现的优势,就是我们只需要找到一批认同我们观点的买家,我们就能生存下来。总有一些人的观念会比较先进,我们的产品能够符合这批人的需求,我们就有生存的空间。这其实就是泰昇的经营理念：在不同的战场就采取不同的战略去获取成功。泰昇现在正在走一条自己开创的路,就像曾经有人这样形容我们：“成功了你就是先驱,不成功你就是先烈”。我们要很重视市场的规律,但又不能完全跟着它走。
新沪商：请您展望一下未来三到五年,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张舜尧：我觉得现在国家并没有去推高房地产市场,而是正确认识到房地产企业是带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工具。过去有一个误区,觉得房地产行业是一种寄生虫行业,它寄生于社会经济发展之上。这次的金融危机可以让大家清楚地看到,房地产行业也有它的推动经济和就业的功能在里面。
我觉得现在国家对待房地产行业的政策是恰当的。中央政府从去年开始清楚地划分商业行为与政府行为——由政府出面改善一部分买不起房的群众的问题,实现政府的功能；而对高端住房的需求归入商业行为。
理性取舍：把经验带入内地
张主席在香港创业,对香港经济眼光独到,如何把香港经验带入内地,他自有取舍。
新沪商：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香港从事建造业或者房地产业的？
张舜尧：我在1993年时买下了现在这个建筑公司,这个公司本身是做基础工程,我用了近三年的时间慢慢将其发展成一个多元化的营造公司,涵盖地基、上盖、机电等各类业务。1993至1996年连续被香港最大的报刊《南华早报》评为“最佳表现上市公司”。1996年底,香港即将回归,香港房价疯涨至2万港元/平方英尺。我感到是退出香港房地产市场的时候了,于是就开始将公司在香港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项目卖掉。当时,国内正是进行经济软着陆的时期,国家开始允许外商企业直接参与开发住宅商品房,我就看准了那个时机进入内地市场。其实,之前已经有很多的香港公司进来搞所谓的“外销商品房”,我没有选择那个时候进入市场,因为我不觉得“外销商品房”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后来证明了我的想法是对的,现在连“外销商品房”这个概念都已经没有了。
新沪商：张主席经历了香港房地产行业的起伏,您如何看待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张舜尧：香港房地产市场的经营模式是一个资金运作的模式,就是看谁的融资能力强,看谁的囤地能力强。香港政府在1997年回归之前一直奉行高地价政策。因为在香港实行低税政策的背后,实际上香港政府是把土地收入作为政府经费收入的一部分。而这种运作模式不适合借鉴到中国内地。虽然在过去也曾有一个时期,在内地采用囤地、分期开发的模式还是成功的,原因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当时还在一个上升周期的前半段。但是这个模式无法一直沿用下去,所以我来到内地从事房地产行业,就采取了和香港完全不同的模式,就是我之前所提到的“首饰工匠”理念。
新沪商：我们知道泰昇现在在上海、天津、沈阳都有发展,在定位和发展思路上是否会因地而异呢？
张舜尧：我当时选择在上海和天津投资的最大的理由就是,我认为做房地产必须要到一个法制健全的地方才能做,因为房地产的权益其实就是以一大堆的法律和社会价值做基础的。相对来讲,上海、天津作为直辖市,其法制相对比较健全。
我个人也比较喜欢上海,因为在中国,上海是最接近自由市场的一个社会、一个经济环境。因为我们作为一个香港企业本身是来自一个自由经济市场的社会,所以我们习惯了公平竞争、市场信息运作的那种生态环境,上海在这些方面和香港还是比较接近的。所以我也选择在上海投入更多的关注。
热心公益：关注教育和青年
张主席开办企业的同时,十多年来一直热心教育和公益事业,他关注的是国家未来的希望,而他并不以此扬名,当年母亲“施恩莫忘报”的教诲影响他的一生。
新沪商：我们了解到,张主席对公益事业、教育事业给予很多关注和支持,以此作为泰昇集团对社会的回馈。
张舜尧：这几年,我把方向放在年轻人和教育方面。第一,从大的方面看,能够提升一个年轻人就是为国家多提供了一个人才；小范围地说,一个年轻人可以带动一个家庭,改善一个家庭的生活、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从事公益事业也是一种投资,把钱投资到年轻人和教育上面,将来的回报不是对我的回报,是对社会的回报。所以我不管是在内地还是在香港,都比较关注年轻人教育方面的公益活动,连续几年为香港树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几十所天津中学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助学金。
另外,2009年4月13日,我还在天津启动了一个农民工子女支教的自愿团体。请接受过我奖学金的学生去那些农民工学校做支教。因为这些大学生有些是城市里的孩子,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让他们去看到贫苦的阶层是怎样的,让他们感觉自己多幸运；反过来,那些农民工子女受到这些大哥哥大姐姐的关怀,也会有心去上进,希望他们通过这样的互动,对两批年轻人都起作用。
我不太赞成直接给钱资助,我现在做的慈善考虑的是引导性,要有一个方向,让他们自己走出一条路。而不是由我给钱去撑着这个活动,而它却没有自己的延续和生命力。
我还是香港树仁大学的校董以及学术评审委员,会从一个企业家的角度,去建议大学应该提供一个怎么样的课程,培养出一些企业需要的人才。
新沪商：据说您担任香港公益团体“协青社”12年的委员,并在过去3年担任了这个团体的主席,能介绍一下那里的工作吗？
张舜尧：这个机构所有的经费都是委员去募捐回来的,甚至是自己捐出来的,帮助的对象是所谓的“边缘青年”,这些10到18岁的香港青年人,由于复杂的生活背景,会在街头流浪。我们在努力做的事情,就是当他们站在人生路上的交叉口,及时伸把手把他们拉回来。把他们拉回来了,对社会的损耗就小了,而我们投入的效益也是最大。
我们晚上有外展队,到公园、便利店、24小时的麦当劳,去跟那些年轻人交谈,告诉他我们有这样一个机构,如果碰到什么样的难处,随时来我们这边,我们不设任何先决条件,我们给你一个地方住和吃饭。所以这些年轻人如果真的碰到什么问题了,他们就过来找我们,避免了去贩毒、卖翻版光盘、卖淫、给黑社会利用等。我们现在每年成功的案例有6000多个。
我们有过一个成功的案例：有一个街舞跳得很出色的青年,但因为在街头跳舞,经常进出警察局。后来我们社团引导、培养他,让他在香港参加街舞比赛拿到了冠军,参加全国性的比赛也拿了冠军,还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比赛也拿了冠军。他现在在北京的大学教街舞。他的成长是对我们这些做社会工作的人的一种最好回报。再举个例子,街头涂鸦是令城市管理很头痛的问题,香港有喜欢街头涂鸦的年轻人,而我们把他们引导到我们社团去,在墙上钉了很多布让他们发泄。接着,再为他们找了一个出路,为他们联系酒吧、夜总会等地方,让那些年轻人去替他们涂墙。这些涂鸦在打上灯光后,就成了最新潮的室内装饰。于是他们有了工作,有了固定收入,也有了社会认同感,自然就变成一个“好人”。
新沪商：当初怎么会想到做这些对社会有回报的事情？
张舜尧：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从小就形成的,与个人的成长背景很有关系。我不是来自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移居至香港的,母亲是香港人,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父亲在我8岁时就过世,我妈妈带着我一个人,家庭条件不好。当时是上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情况也不好,有一些热心的人,曾经帮过我们家里。所以我一直有这样的感受,这是一个循环,帮过我们的人,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们去回报他,所以今天我帮人家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人家怎么回报。我把做公益事业看成是个人的兴趣,也许和我家教、我母亲常跟我说的几句话有关系。她说 “施恩莫望报,望报莫施恩”。就是给人好处的时候,不要想着让人回报你。另外一句就是“得人恩果千年记,得人花戴万年香”,就是一种感恩之心。我不是让别人都感恩我,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都应该有一份感恩的心,如果这个世界都有感恩之心,这个世界会和平很多、和谐很多。现在这个社会太功利了,太多人都太计较。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做这样的公益事业,去表达一下爱心,传递一下爱心,对这个社会是一件好事。
传递理念：推动内地公益向前
采访中,张主席再三强调自己一贯低调,从来不愿意宣传自己所做的公益行为。但这次之所以接受《新沪商》杂
志专访,是为了把理念传递,尤其是先进的公益理念,会推动内地的公益事业大步向前。
新沪商：您在内地和香港都做了很多慈善公益活动,感觉有什么不同？内地在哪些地方应该学习香港经验？
张舜尧：我觉得在慈善事业方面,香港确实比内地要进步很多,可能因为香港在这方面走得比较早。内地过去很多问题是政府包办的,所以不少人在某个程度上存在着一种冷漠的心态,就是觉得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最近这几年,接连发生的几个大灾难,尤其去年5.12汶川大地震确实触动了中国人的同情心,全社会对公益事业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很多人都开始感觉到,我们每个人都要尽一份力。这是很可喜的改变。过去也许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事情由国家来做,由政府来做,反正政府最有力,他们做了,我也就不用做了。其实,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的公益事业还是一个刚起步的阶段。去年5.12大地震从某个程度来讲,是唤起全中国人,大家都来出一份力,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而且这次政府很注意善款的管理和透明度,公开账目,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新沪商：我们首先要改变社会公共意识,要首先改变从事社会公益的人的观念吗？
张舜尧：所以我们协青社也拨了一笔钱出来,做“Train the Trainers”计划。把国内的一些大学生和社会工作者,请到香港去听课,给他们讲我们的理念,将他们这种理念改过来,也希望把我们的公益概念传到内地去。
我们做公益事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验和能力,还具备了比较超前的视野,我们贡献的不单纯是我们口袋里的钱,这只是其中很小的部分,我们带领着我们曾经资助过的那些大学和国内公益机构怎么往前发展,这个贡献比仅仅掏出几百万元可能更好。但是,这些做法我们从来不宣传。香港有很多像我们社团这样的机构,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我今天讲出来不是为了宣传,只是希望把我们的公益概念带到内地去,现在内地也有很多企业家,除了赚钱以外,他们也都有心回报社会,我觉得如果企业家群体吸收了这种理念,能在腾出一只手的时候,去帮别人一把,往前推一把,我觉得这样社会公益力量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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