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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与贸易利益:理论演进与中国经秒杀汇 验


更新日期:2016-06-03 05:13:59来源:网络点击:342393
摘要:分工起因于人类进行交换的偏好,分工与贸易不可分。通过对经济学文献的梳理发现,伴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贸易利益的内涵也不断拓展。在要素分工模式下,贸易利益体现在:满足人类多样化偏好;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企业、产业组织技术效率提高;贸易外部效应,如技术外溢、制度变迁等。贸易利益、尤为重要。
关键词:分工;贸易利益;要素分工;贸易外部效应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09-0104-05
一、古典分工模式与贸易利益
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由于技术发展的限制,分工被迫限于产业间,此时贸易也主要是为了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改进皆是因为劳动分工的结果。由于劳动分工而使同一数量的人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极大增长,自然生产的产品数量也就增加。斯密认为三种不同原因导致劳动生产率改进。“第一,由于每一个工人的熟练程度的提高;第二,由于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普遍所丧失的时间;最后,由于发明了很多机器,便利和简单化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在探讨专业化后的国际贸易利益时,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以获取金银财富多少为衡量标准的贸易利益观进行了批判。亚当·斯密认为一国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某个或某些产品,将内生出这些产品相对于他国的生产效率即技术优势来。在斯密那里贸易利益是与劳动分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归纳起来,斯密认为贸易利益主要体现在:第一,多样化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利益;第二,专业化生产导致的技术进步;第三,资源配置优化,要素报酬提高,可以实现多样化产品消费。

大卫,李嘉图通过假定比较优势外生的方法来探讨哪种分工模式能够产生最大贸易利益。其分析的前提是要素和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要素在国家内部能够自由流动,而在国家之间不流动,两国消费者偏好相同。这些假设意味着,企业和国家的贸易利益是统一的,不存在冲突与矛盾。如图1所示,假设某国与它国相比,在Y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自给自足情况下,该国效用为U1;开放条件下,要素在国内从X部门自由流动到Y部门,即专业化生产Y产品。此时,该国出口Y,进口X,效用为U2,高于自给自足的效用U1。由模型分析得出,完全专业化的分工能够实现贸易利益的最大化。李嘉图模型利用外生给定两国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假定分工后劳动要素不存在因“学习效应”产生的效率提高,排除了专业化生产导致技术进步的可能。在李嘉图那里,贸易利益来源于国际交换价格和国内交换价格的差异,贸易利益体现在贸易前后各国消费的产品数量的增加上。在李嘉图模型中,专业化生产贸易后并没有导致多样化产品的出现,没有贸易引致的劳动生产率改进和技术进步利益,这不能不说是对斯密关于贸易利益理解的倒退。新古典贸易理论代表人物赫克歇尔、俄林在李嘉图的基础上,将模型扩展到2×2×2模式,即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要素。如图2所示:本国自给自足时获得效用U1。假定由于外生资源禀赋优势的影响,Y产品的生产成本较别国低;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国内资源调整,多生产一些低成本的Y产品;通过出口换取本国需要高成本生产的X产品,此时该国获取效用为U30 U2代表在开放条件下国际相对价格为P11。结果表明,国际要素分工引致的加工贸易发展促进了我国市场化的进程;考虑地区差异的模型2回归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对于加工贸易的弹性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指数对加工贸易的弹性比西部地区高出约25.7%;中部地区的弹性高出西部地区约11.1%;而西部地区市场化指数对加工贸易的弹性仅为0.072。通过进一步计算,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市场化指数对于加工贸易的弹性分别为0.09和0.08。解释这些微小差距的理由就是加工贸易可能存在数量累积效应。由于我国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其加工贸易额的绝对量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加工贸易企业聚集越多的地区自然也对当地市场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过参与国际要素分工,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实现了优化配置,在缓解我国劳动力就业压力的同时,劳动力的工资报酬也大幅提高。在要素可以流动的情况下,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体现于流动要素报酬的增长。我国由于人口众多,国内的经济体无法完全吸收过剩的劳动力,通过参与国际要素分工,可以解决一部分过剩劳动力就业,从而提高这部分劳动力的工资收入水平。以2005年为例,该年港澳台投资企业在岗人数557万人,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在岗人数668万人,它们解决了我国1100万人口的就业。同时通过图3可以发现,劳动力要素报酬呈逐年上升之势,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进一步合理化。若考虑到相关配套产业吸纳的劳动力资源,则创造的就业机会更多,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将进一步合理。

要素分工引致加工贸易发展,以加工贸易为媒介,技术会在进出口国家实现外溢。技术外溢也能够与自主创新起到同样的效果,能使国家技术能力得到提升。国外研究表明,通过进口渠道可以得到国外和国际R&D的溢出的好处。Coe和Helpman、利用OECD国家和以色列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进口贸易是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另一部分国外学者认为通过学习效用,出口的发展可以促进出口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技术的提升。他们认为,通过出口自我学习效应,可以提高出口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国内学者主要从进口贸易出发研究技术溢出,如李小平、朱钟棣分别利用6种方法计算验证了国际R&D通过国际贸易渠道促进了中国工业产业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喻美辞、喻春娇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通过进口贸易溢出的国外R&D资本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加0.2731个百分点。当然,在出口对企业生产率影响上我国还缺乏相关实证文献,这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加工贸易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正效应。加工贸易产业集聚会带来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链条不断延长以及配套产业发展的好处。加工产业在一个地区的不断积聚使该地区的产业形成规模优势。由于面向国际市场出口,国际市场竞争压力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强大的产业会吸引配套和相关服务产业也参与积聚,从而促进产业链条不断延长,加快积聚地区的经济发展。张小蒂等利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表明,我国工业制品的国际竞争力在上升。他们认为,“中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国际转移而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不断提高,对中国这类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了良好的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例如昆山IT产业发展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如今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不仅产业特色、规模优势、集聚效应明显,而且发展潜力大、科技含量高,成为全国IT产业的重要基地。形成了以笔记本电脑、显示器、数码相机、自动交易系统等计算机及周边设备生产为龙头,接插件、连接线等计算机零部件、印刷电路板、覆铜板、传感器、真空元件等电子元器件为基础,还有不间断电源、手机电池等一系列配套较全、规模较大的IT产品制造业体系。

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要素分工条件下,外商投资企业要在我国开展加工贸易,必然投资办厂。贸易的直接利益大部分被外资企业以资本和技术报酬的方式取得,但通过税收可以使其中的贸易一部分被征缴进入国库。虽然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着种种税收优惠待遇,但随着税收优惠期限的届满,加上外资企业经营步入正轨,其税收效果就会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来。通过图4可以看出,外商投资企业上缴的企业所得税逐年上升,2006年已经到达1534.8亿元,与1994年的48.1亿相比,增加了约31倍。需要指出的是,图4中的税收并没有考虑外商投资企业雇佣劳动力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五、结论
若将贸易利益的探讨集中于某个方面,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贸易利益的内涵和表现随着分工模式的演进而不断拓展。特别是在当代要素分工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在全球寻求资源配置的最优组合,企业的贸易利益和投资利益的界限越来越不可分,一国的贸易利益与该国所在的跨国企业的贸易利益出现不一致。我们应该抓住贸易利益的本质,即多样化产品产生的利益、资源优化配置、要素收益提高产生的利益以及由于专业分工产生的技术进步利益、由分工引致的贸易外部效应等。在要素分工条件下,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改善和提高贸易利益。首先,加强教育投资,提升人力资本含量,使劳动要素质量提高,从而获取更多的劳动要素收益。其次,搞好配套产业的建设工作,扩大要素分工产生的技术外溢,提升我国的技术水平。再次,加强监控,防止跨国公司通过不合理的转移价格转移贸易利益。最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利润,在与外资企业争夺劳动力的过程中提高劳动力要素收益。
责任编校 一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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