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让战略性新兴产业‘飞起一大群,落下一大片,垮台一大批’。”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任启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出的警示。
在今年的“两会”上,任启兴是少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变革发出警示的代表委员之一。
一哄而上的苗头
“目前,国内已经有18个省区提出了打造新能源基地,近百个城市把太阳能、风能作为支柱产业,个别省市已经制定出打造上千亿元、上万亿元的新能源产业规划。”两会期间,任启兴表示,中央的发展规划尚未出台,地方政府一哄而上的苗头就已经出现。
2009年9月27日,温家宝总理召开座谈会后仅一周,武汉市政府就在常务会议上原则通过了15个新兴产业的《实施方案》。这也是中国地方出台的首个系统性新兴战略性产业规划方案。
其后各省热情空前高涨,快速启动当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规划,以对接国家可能出台的相关产业政策。
江苏省提出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新传感网6大新兴产业,力争尽快培育成为引领下一轮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四川投注于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无锡提出大力推动传感网、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确保2010年新兴产业产值增长20%。
进入2010年,一些省市的举措已经可以用“冲动”来形容。2月11日,深圳市宣布,已为生物、新能源、互联网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设立计划投资逾百亿元的专项资金,用于为三大产业提供核心技术开发、应用、创新技术能力建设、重大项目培育和引进等一揽子的资源服务措施。“争取到2015年形成6500亿元规模。”
“福建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细分领域选了10多个行业,辽宁省则已把它列入地方领导考核。”科技部发展战略研究院产业所研究员陈志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省与省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完全按照市场,重复建设会成为现实。”
在部委调研小组奔赴各地调研同时,地方政府也纷纷展开了自己的“调研”。
“有时是地方政府组织的某个行业的座谈,有时请从业者,有时请投资者进行座谈,有时甚至是地方领导来访并进行单独交流。”3月13日,北京一位投资公司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2009年10月至今,他已经参加了在北京组织的三场座谈会,并接待多位地方政府人士,他在上海的同事则更加频繁,“总体来看,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更为积极。”
戈壁创投合伙人徐晨则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与投资公司的交流中,地方政府大多关注三个问题:从第三方角度看,投资者是否看好某一行业?从投资者的角度评估,地方有没有足够的产业基础?从投资的角度看,地方某一行业的部分企业实力如何,是否能承载地方政府的“期望”?
会不会产能过剩
“在地方政府眼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意味着一场新的国有资本投资‘盛宴’。”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分析说,在过去两年中,中国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的产业振兴规划,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但作为特殊形势下的刺激政策,同样也会带来一些产业结构和深层改革的问题。比如,部分行业迅速过热,形成产能过剩。
“已经大量上马的地方项目,前期财政补贴已经消化,市场供求却已变化,不得不需要更多的后续资金、政策、市场等扶持,以打开市场或维持生存,并希望寄托于新的‘经济刺激政策’”。这位专家对地方政府热情背后的评价是,新一轮的“分蛋糕”已经拉开序幕。
一些学者将此归结于“潮涌现象”:当某一产业受到扶持时,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往往会大量涌入,并迅速导致产能过剩的情况。
事实上,由于投资过热与金融危机冲击,国内的钢铁、水泥、煤化工、多晶硅、电解铝乃至风电设备等行业就已经出现严重产能过剩。
但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顾强认为,并不能因为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而减低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扶持。“比过度投资更可怕的是没有投资,如果没有投资,这些产业怎么发展?”
顾强表示,很多新兴产业自身发展还较早,对政府扶持培育依赖较高,投资过热虽有负作用,但往往能带来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突破,“如果因为担心过度投资,而指定几家公司来做,产业反而更难发展起来。”
“事实上,市场经济都会产能过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表示,产能不过剩只有在供给不足或绝对的计划经济中才会存在,“比如过去这么多年,每年都在说钢铁产能过剩,但我到地方调查时看到的,却是工人加班加点都忙不过来。”
卢锋认为,大多数情况下,投资过热与产能过热并没有想像中严重,因为产能过剩到一定地步,部分企业就会因亏损淘汰退出,形成自然的产业转移。他认为,只有在市场突然变化等特殊情况,比如石油猛然从20美元涨到40美元一桶,绝大多数下游企业都无法承受时,政府才应出面,以行业调整或补贴形式进行宏观干预,“这也是在70年代石油危机时,日本的成功经验。”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王昌林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多具有较强的技术或资金门槛,与传统资源型产业不同,并不一定会出现大量一哄而上的情况,“扶持的领域很多都是需要有产业技术积累的实力,缺乏基础的企业难以中途介入”。
宏观引导
“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行业的扶持方式已经与以前不一样了。”王昌林说,在90年代以前,政府往往倾向于通过直接向国企投资的方式进行扶持,现在则更多是通过市场的方式,补贴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并通过政府采购、鼓励政策等方式营造市场环境,“产业的主体还是企业,如果企业不赚钱,会自然淘汰。”
王昌林认为,政府应考虑设定一些必须的准入条件,比如技术实力、环保标准等,只要企业达到标准,就可以进入,“任何产业的壮大成长,都是要涌入一批,再死掉一批,最后剩下一批成功企业时,行业发展就已基本成熟。”他说,“只要加强宏观引导,通过市场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进行市场准入管理,就不怕产能过剩。”
BDA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邓肯·克拉克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政府鼓励私人公司在关键行业上形成增长,将有助于减少国有企业部门的泡沫或低效率。
2009年底,林毅夫等3位经济学家撰文指出,在当前存在产能过剩,政府又需要出台刺激经济政策的情况下,应注重产业的结构差异,对政策举措加以区分,避免刺激经济的投资进一步流入产能业已过剩的行业或其上游产业。同时,由政府因势利导,引导带动适宜的战略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与政府的思路不谋而合。“投资拉动现在看来已经到头了。”3月12日,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在全国两会现场接受集体采访时表示,中央财政不会拿出更多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和制造业,而是会通过加大技术改造调整投资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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