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方式的拐点已至。
站在人均GDP从3000美元迈向10000美元的这个节点上,中国的道路抉择紧迫而关键。中国已无法单纯依靠加大投入的方式来延续发展。
当诸多短期困难和长期矛盾交织,站在发展方式十字路口的中国,需要抓住经济危机孕育的科技革命,通过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提供新的增长引擎。
这并非“作秀”式的空白宣言。新一轮旨在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全球竞赛,已悄然展开。
无论是内调产业结构,还是外应国际竞争,均汇集至“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关键词上。
拐点寻道,注定不是一帆风顺。但无论如何,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将成为贯穿2010年中国的一个重要主题。
产业变轨
重工业化主旋基本接近尾声,金融危机后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决定了2010年将是中国持续增加科技投入的元年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王云辉 宋清华
北京气温骤降,雨中夹雪。3月14日,接到记者电话时,北京市发改委一位官员仍然在办公室加班准备材料。
“下周我就要到吉林长春调研。”这位官员的语气略显匆忙。
与这位官员同行的,还有数位中央部委的司局处室负责人、其他部分省市的同级别官员以及多位学者。
对外界而言,这次调研并不引人注目,但在事实上,这却是事关中国产业调整与经济转型的宏大计划的其中一环。
从2010年2月开始,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等部委已组成联合调研小组,在全国不同区域,对重点行业和政策问题展开专题系列调研。按计划,调研将持续到4月,期间将召开多场行业研讨会和政策研讨会,最终将为中国产业转型勾勒出清晰的路线图。
所有的焦点,都汇集于一个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
聚焦7产业
2009年9月22日至23日,温家宝总理连续召开3次“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座谈会”,约见47名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大学和科研院所教授、专家、企业和行业协会负责人,就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等7个产业的发展进行交流。
“要把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体现到政策制定中去。”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表示,“条件已经成熟的,要立即着手推进;有些要作为明年的工作重点或列入长远规划。”
在随后公布的消息中,这7个行业被统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这并非“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官方提法中首次出现。此前,在7月7日和9日,国务院曾两次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分别听取经济专家和企业、行业协会负责人意见和建议,提出要支持和推进新能源、生物医药、3G、三网融合、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2009年11月23日,温家宝总理向首都科技界发表了题为《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再次对上述7个行业作出更为具体的解释。
3天后,一支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地方政府资金设立的,总金额高达92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浮出水面,其投向正是上述7大行业。
“计划的试点选择了北京、上海、深圳等7个省市,共设立20支地域性、专业化的创投基金。目前,第一批基金的设立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3月11日,该基金的托管单位盈富泰克总经理刘廷儒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2009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抓紧研究提出培育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强化政策支持,加大财政投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时隔一个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2010年1月18日在航天产业基金创立庆典上透露,发改委已经完成《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关意见的报告》并获国务院通过。
“毫无疑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推动工作将贯穿全年。”一位参与相关部委调研的专家表示,“这将是中国2010年最重要的举措之一。”
调研进行时
2月初,一个名为“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部际小组”宣告成立,成员包括超过20个部门或单位的负责人,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副主任张晓强、科技部副部长杜占元、工信部副部长苗圩、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等部级官员均列名其中。
“目前,我们的工作主要是调研。”3月2日,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作为小组成员的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顾强说,调研的重心是“哪些行业可以归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又该以怎样的政策来推动。”
从2月22日开始,中西部地区的调研已经展开。调研小组由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财政部、商务部、国家旅游局等部委负责人和专家组成,总人数逾50人,由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牵头,分赴湖南、湖北和四川、重庆进行实地调研。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计划,调研小组还将召开东北、内蒙古、京津冀有关省市座谈会,并赴华东、华南沿海地区进行调研,同时组织研究单位对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生物制造、信息网络、新能源汽车、民用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领域进行专题研究。最终在调研和讨论基础上,起草完成《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参与调研的人士透露,调研的范围将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了解各地的培育举措、目前情况、存在问题,以及未来的体制改革建议等。
另一位参与调研的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前期的调研中,地方最普遍的问题,在于对新战略的内涵认识还不清楚,拿不准哪些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有的地方的产业基础没有利用起来,有些地方的计划却显得“过滥”。
“不过,这也是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这位专家说,每个地方的经济和产业情况都不一样,“政策的起草既要把握产业方向,也要考虑各地实际,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并做好引导,避免各地一哄而上造成重复建设和产能浪费。”
“各地的资金来源、人才资源、体制情况都是调研的内容。除此之外,如何技术创新,金融杠杆和财税扶持如何扶持,乃至深化体制改革,因为每个行业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也都要细化,和一一梳理。”这位专家说。
参与调研的人士表示,上述两份政策文件的制定,将与其他中央经济政策相衔接。比如,在新兴产业的选择上,会与此前出台的振兴规划和16个重大科技专项有战略上的延续。“新能源由于被优先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筹备较久的《新能源振兴规划》也将并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同期出台。”
“预计《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的代拟初稿将在9月份完成。”3月8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参加全国两会时对外表示。
关键节点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为何选择在当前时点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
“2008年到现在,通过采取一些措施,我们扭转了经济发展的下滑势头,出现了良好态势,但是这种态势目前还不太稳固。”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王昌林表示,中国政府实行了“一揽子”计划以及相关政策措施,虽然令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势头得以扼制,但也令部分产业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增长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
“中国人均GDP正处于从3000美元进入10000美元阶段,国民经济进入活跃、加速发展时期,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不堪重负,中国经济转型已成必然。”中金公司研究部副总经理沈建光表示,“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采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尽管这对于应对外需下降对经济的巨大影响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仍旧造成了产能的过剩,国内的严峻形势迫使中国经济由过度投资转向鼓励消费, 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国金证券分析师陈运红认为,目前中国的工业化率已经超过了40%,重工业化率已经超过了70%。
根据钱纳里的工业阶段理论和霍夫曼系数的理论经验,这些比率都表明中国已进入到了工业化的中期,重工业化进程已基本接近尾声,工业部门单纯地依靠规模扩张的发展空间已经较为有限。
“从海外经验看,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初工业化率达到40%的顶峰之后,整体工业化率即开始逐步走低;美国工业化率在上世纪50年代接近35%以后,也一路走低。与日美两国经验对照,中国目前处在工业化率的拐点。而一旦工业化率拐点出现之后,从日美的经验看,制造业结构中,纺织、钢铁等传统工业的比重会逐步下滑,而信息设备等新兴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构成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陈运红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根据美国经验,政府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进程分为三个阶段:投入期、深化期、收获期,每个阶段大约5年。当前中国正处于加大科技投入期的政策酝酿阶段,今年将是国家长达十年持续增加科技投入的元年。”陈运红推断。
与此同时,自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把科技创新视为危机之下最重要的战略投资。
此前,欧盟已宣布到2013年以前,将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保持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从高新科技特别是生物制药等方面,加强产业竞争的优势;日本重点开发能源和环境技术;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美国则提出将科技研发的投入提高到GDP的3%这一历史最高水平,力图在新能源、基础科学、干细胞研究和航天等领域取得突破。
“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正是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推动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提供新的增长引擎,使经济重新恢复平衡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率先复苏并走向繁荣。”去年9月的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指出。
在《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一文中,温家宝总理沉痛地回忆,清王朝闭关锁国、戊戌维新失败、军阀混战和外敌入侵,以及文革的破坏,已令中国4次错失科技革命机遇,所以“中国再不能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必须密切关注和紧跟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赢得主动、有所作为”。
“在30年或者20年前谈战略性新兴产业不现实,但就现在而言,站在国家战略层面看,国外大国有的技术和产业,我们都应该去占领制高点。以现在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没有一样可以放弃。”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顾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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