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旨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出台,标志着前几年关于是否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争论告一段落。从中国政府强大的行动能力来看,相信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一定会较快取得有目共睹的成果。
同时,也要意识到,实施、落实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的激励政策,意义同样重大。
对于全世界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大国而言,“调结构”并不仅仅意味着提高账面统计中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产业和出口中所占比重,也意味着提高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档次,以及切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品牌、流通环节等高增值环节,从而提高整个产业和出口的收益率,摆脱只能在低增值制造环节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夺微薄利润空间的厄运。
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调整比某些账面上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带来的效益更大、更可持续,因为相当一部分账面上的“高新技术产品”在中国完成的仅仅是劳动密集型环节。
考虑到市场需求,考虑到人们永远要穿衣吃饭而不能吃新能源、喝新材料、睡网络,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仅仅依靠高新技术产业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自身的升级更显重要。
在更高层次,放到更广大的背景上考察,可以看到传统产业升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巩固、提升国际竞争地位的战略意义。
作为一个工业化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国家,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外贸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目标已经从单纯“赶超”向兼顾防止“被赶超”转变。围绕中国“赶超”与“被赶超”的较量,也将成为未来十年全球经济秩序和贸易秩序重构的重要内容。
具体到产业部门,中国既要与韩国、日本、德国等竞争先进制造业,为中国产业、外贸和整个经济社会开辟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也要在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竞争,让这些制造环节在中国保持足够长的时间,带动中西部发展,为无法转换行业的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让这些产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下尽可能持久地为中国提供经济利益。
在实践中,中国某些大宗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已经出现了出口数量下降、平均单价上升的可喜现象。根据来自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的数据,2010年1月,中国玩具出口数量下降9.36%,单价上升16.83%;箱包出口数量下降8.10%,单价上升13.73%;家具出口数量下降14.35%,平均单价上升25.24%。
但是,中国的某些产业发展政策过多关注为账面上的先进制造业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对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则一刀切,致使某些在提升产品档次和切入高增值环节方面卓有成效的企业,也难以获得足够的金融等方面支持。
为了防止“被赶超”,需要充分利用危机余波时段的机会,通过直接投资切入主要出口市场的流通环节,较快提高整个出口的收益率,避免与后起发展中国家在低增值制造环节展开流血竞争。
实际上,中国企业通过在海外设立全资销售子公司,有的能把自己的出口价格提高30%~40%。但在海外资源开发投资屡屡轰动世界之际,一些在升级方面做得很好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却难以申请到相应的金融支持。中国企业在奋力防止被赶超,但他们的努力却可能被不够周全的政策所抵消。
在内销市场上,某些政策也不利于发挥中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作用。
对于国内市场巨大且持续快速增长的中国企业而言,依托国内市场提升在国际市场地位是最好的发展道路,也是一大优势。
如果说我们的企业在海外市场上尚无足够声誉时不得不借助于贴牌打开市场,不得不暂时接受贴牌的那点可怜的收益,那么在国内市场上,政策就应当支持国内企业摆脱贴牌地位,自主参与竞争,去争取较高的收益。
但如今,某些招投标政策门槛过高,发挥了相反的作用,取消了内资企业摆脱代工地位、直接参与投标的资格,让某些所谓国际大牌企业即使在中国国内市场,也能安享中国企业为之代工的丰厚利润。
既然这样,政策是否也该相应调整一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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