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制度 社会网络 信息 风险控制
买办制度是近代中国一项独特的商业制度,它推动了我国新式商业的产生。以往对买办制度的研究多侧重于在政治维度下的讨论,缺乏对其内部信息机制和约束机制的深入剖析。本文结合当时的交易规则拟对买办制度做一经济解读。
一
在鸦片战争前,我国统一的国内市场远未形成,商品生产不发达,自给性自然经济占有主导地位,不存在新式的
资本主义商业。价格机制调整分散的经济活动的作用有限,其作为市场交易中的通用语言的信息功能也无从发挥,人们无法依靠价格所传输的供求、生产和技术信息来指导交易行为,市场交换只是自然经济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补充。
这种市场状况直接制约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而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型构的法权体系也对侵入的资本主义经济有着强烈的排异反应,体现着浓厚的家族主义和等级色彩的传统法律体系不能支撑起一种对称的权利义务格局,自愿平等的市场交易无法籍此开展。同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又具有关系本位的特征,人们普遍重视的是亲族、乡里、朋友和熟人等关系网络。
正是由于市场发育远不成熟,交易行为无法建立在非人格化的价格机制上,而只能置于或者说嵌入在社会结构中,交易大多发生在族人、亲朋、乡里和熟人等封闭和半封闭的网络中间,依赖于个人信誉、亲朋网络、乡里关系,以及私人友谊等社会机制来调节,交易信息和交易信用也都被锁闭在这些网络中。我们把这种个体间交易类型界定为一种建构在关系基础上的、弱替代性的、封闭性的、特殊主义取向的、人格化交易,它大大不同于资本主义抽象性基础上的、强替代性的、开放性的、普遍主义取向的、非人格化交易类型。
二
西方商业资本大规模侵入中国后发现,中国特殊的市场结构以及受社会结构制约的交易规则顽强地阻遏着他们进入初级市场。他们对中国市场状况、市场结构知之甚少,也不知道谁是可靠的交易对象,更不知道如何来鉴别交易对象的信用等级；并且大多数产品毋庸质疑,洋行利用买办的大面子背后的雄厚的社会资本为其进入商业网络、保持商情的及时、准确提供诸多便利,同时可以较低的成本利用既有的渠道建立新的洋货进口和土货出口网络,必要时也可能解决其他的一些社会难题。
此外,外商并不仅仅满足于借用商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他们还通过各种办法希望嵌入到政治网络中获取高额利润,而拥有此项社会资本的人也成为他们追逐的对象。大买办吴调卿的例子就显著的反映了这一点,汇丰银行希望通过李鸿章借款给清政府以牟取高额利润,于是提拔安徽籍的吴调卿为天津分行买办,以便利用同乡关系接近李鸿章。
外商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信息的获取、处理和交易网络的进入和扩大,风险的控制相对而言可能更为重要。在重视差序格局的中国社会中,外商始终是局外人,在无法获得现代市场取向的正式制度对其权利予以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买办嵌入到封闭的社会网络中,以求借用买办在该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来保障信用。
其中首先是保障买办的信用。针对这个问题,外商设计了正式的契约合同,并采取了一系列隐性制度。
起初,洋行通过正式的保证书以及殷实的铺保、人保或者称为荐保来保障买办信用。1859年福州琼记洋行买办唐能的保单这样写道“立担保单人亚杨为因举荐唐能往福州隆顺行喝公司庄口承充买办,但行内事务或有亏空银两系担保人填还”。保单中的担保人亚杨是琼记洋行在香港的买办,他担保唐能有时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代偿”功能。因此,我们当审慎对待当代基于传统非正式资源存量之上的自发的、诱致型的经济制度演进。
参考文献:
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张仲礼: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莫洛·F纪廉等:新经济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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