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应该对整个社会抱有更大的责任感和关切,如果他们不能发展出这种责任感,仇富的心理就会加强
如果要形容一个人的身份与其形象相符,杜维迎应该是一个典型。65岁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四方的脸庞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说话温文尔雅,一派学者风范。
作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杜维明被誉为“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这样的身份可谓中西合璧。在谈话时,他不时脱口而出的英文和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显示他有长期的国外生活背景,而谦和沉稳的举止又让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风范。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说过一句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一观点受到近代很多人的批判。他们认为这种平均主义思想是造成中国社会缺乏竞争精神、难以发展出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因。而到了今天,在中国社会向市场体制转变的重要时期,贫富差距再次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有何看法呢？
《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的商人或企业家,有一种好的称呼叫“儒商”,你如何定义儒商？
杜维明：从现代意义上说,儒商就是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至少,这种人是关切政治、注重文化的。他扮演的角色不仅是一个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积极的社会参与者。“儒”的意思是学者、知识分子,儒商就是有知识分子性质的企业家或商人。
《中国企业家》：能不能把儒商理解为做好事的有钱人？
杜维明：不能这么说。用孟子的话说,要有很多条件才能够成为“儒”：他要有一定的自主性,还有社会性。他对社会有良知和关怀,对文化历史有丰富的感受,还有一种“替天行道”的情怀。说儒商是做好事的有钱人,到底他为什么做好事？他做好事是为了继续赚钱,还是出于某种信仰？有很多值得考虑的因素。
按我的理解,企业家成为儒商,是因为他从事商业活动的时候抱有很多儒家的理念,这是促使他成功的一个条件,而不是说他完全都没有这些理念,现在赚了很多钱,想寻找某种精神寄托,于是找到了儒家,所以叫他儒商,不是这样的。
《中国企业家》：作为一个学者,你既在海外生活,又经常往返于国内,请问你对企业家这个群体的总体印象是什么？
杜维明：我觉得企业家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很多企业家对于自己的社会责任越来越有主动意识。
在西方,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主要是通过基督教的陶冶,产生了强烈的服务社会的意识。他们创办企业不仅是要谋求自己的物质利益,更是为了实现与社会公益有关的理想。中国的企业家也开始有这个自觉。比较明显的是他们在创造事业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文化,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更有兴趣,力图通过对这些文化的理解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事业。
当然,有相当一部分国内企业风气不是很好,在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中吃喝玩乐之类的现象比较多,在管理上透明度、公信度都不够。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企业和企业家怎么能够更上一层楼,为推动社会发展做出更积极的贡献,现阶段看起来还有待努力。
《中国企业家》：西方国家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的形式主要有哪些？
杜维明：在西方国家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多大企业家都有慈善基金会,比如盖茨、福特、洛克菲勒等,这些企业家提供了巨额资金,但是提供资金以后他本人并不直接干预基金的运作。这些大的基金会都有一套专业、独立的运作机制,不受捐赠者直接控制。
其实我们看影响世界发展趋势的很多潮流,比如说妇女平权运动、生态环保运动、扶贫减灾运动,还有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处理,背后都有这些民间基金会的推动和扶持。在西方,慈善事业政府的力量是有,但相对来说没有民间的力量大。
《中国企业家》：从2004年到最近,国内舆论有很多关于“仇富”的讨论,你怎么看待这个舆论,能不能根据国外的情况,给国内的企业家提一些忠告？
杜维明：“仇富”的心态对社会发展非常不利,应该消除。但要消除“仇富”,首先要杜绝“欺贫”。也就是说,富人对穷人的鄙视、傲慢,觉得有钱就高人一等,对其他人根本不摆在眼里,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
根据统计,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出了很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不仅如此,由于真正完善开放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出现,所以富人在很多地区不是完全靠自己的竞争力,而是靠很多不公平的因素造就的。在这个情况下面,富人和各种既得利益者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有影响力,有信息,有经济文化地位,他们应该对整个社会抱有更大的责任感和关切,如果不能发展出这种责任感,仇富的心理会加强。
“欺贫”的态度是很危险的,个别的欺贫现象被渲染一两次,整个富裕的阶层在社会上受非常大的指责。这个情况在海外的华人经常碰到。比如像印度尼西亚,华人大概只是4％,但是所掌握的非政府控制的民间经济大概是60％,这样大的经济力量如何远离不健康的政治势力,而大量的投入到向社会回馈的公益事业中,不仅是应该做的事情,而且也是为华人群体创造稳定的社会基础必须做的事情。现在国内也面临这个问题。
《中国企业家》：你觉得企业家在西方国家的社会地位如何？是不是最受尊重的一个群体？
杜维明：可以这么说,但也不尽然。以美国为例,他的社会相当多元化,最有知名度的人物不一定是企业家,可能是明星、歌星、运动员。在企业方面多半是排得上名次的人物,比如一百名大富豪,或者是500个跨国公司的负责人,都成为大家所追捧的,或者是很多年轻人所希望成为的榜样。
与此同时,各种不同的领域都会产生一些非常影响力的人物,例如媒体的专栏作家,他的评论上百种报纸转载,另外在电视上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他的节目有成千上万的人收看,也包括学术界和宗教界的一些领袖人物,都非常有影响力,可以说各有千秋。
《中国企业家》：企业家地位跟政府官员相比如何？
杜维明：在美国,我相信企业家的地位要比政客高很多,影响力更大。美国政府,不要说地方政府,包括联邦政府,只是社会层面的一种力量,它相对其它社会力量来说并不特别突出。不像中国,政府的影响太大了,涵盖了其他所有的力量。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在美国参加过很多次研讨会,其中有参议员,有媒体主持人,有企业家,还有学术界的人,每一拨人都能感觉到彼此在塑造社会上的影响力。政治人物说,我们有一些事情是办不成的,也许媒体的影响大；媒体说我们不能渲染,也许是你们资本家的影响大；资本家说我们有很多做不到的事情,也许你们学术界的人影响大。
像这样,在一个市民社会或者叫公民社会里,政府、企业、媒体、学术甚至宗教等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可以互相制衡,互相参照,互相吸取,都能发挥他的积极性,社会进步的空间就很大。
《中国企业家》：你觉得中国向公民社会转变的前景如何？
杜维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很快进入社会多元化,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单一性,单位制度,政治挂帅等,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但是不是到所谓公民社会的阶段？要看两个条件：一个是相对政治而独立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已经站起来；另外就是相对政治独立的社会力量都直接可以对政治进行监督。监督不是说我要你们来监督,而是社会本身就有监督的力量。这两个条件满足就有公民社会的出现。中国社会现在多元化的倾向有了,但是能不能产生独立于政治的社会力量,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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