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通货膨胀都是政府力图控制的重要指标。今年以来,为了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以及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相关部门进行调控的力度几近空前,仅货币政策就包括连续10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5次上调银行存贷款利率等。目前来看,这类调控措施还有进一步强化的可能和必要,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货币政策将由连续10年保持的“稳健”转为“从紧”,此政策思路的重大调整反映出“双防”任务紧迫且艰巨。
除了食品价格上涨过快等结构性因素外,CPI节节攀升之要害仍在于投资需求偏高、银行流动性过剩等难以消弭之痼疾。同样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0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7%,增速创年内新高。此外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10月份对外贸易顺差同比增长13.5%至270.5亿美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这类屡调控屡反弹的尴尬充分说明,如果不能以“猛药”断然施行治本之策,加之国内外生产要素价格很有可能继续上行,美联储一再降息不断释放流动性并听任美元继续贬值,未来时期内防止通货膨胀的努力势将承受更大压力。
防止投资反弹、控制货币投放,这是宏观调控比较明确的中间目标,只不过,由于造成投资失控、货币泛滥的深层次问题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不少意图良好的政策措施不仅没能发挥合力,反而相互之间颇有抵牾。譬如说,为了减缓游资入境,央行意在保持中美之间适当利差,由此导致的国内负利率环境却又助长投资冲动；反过来说,如果央行大幅提高基准利率,则境外套利资本押注人民币升值激励更甚,可能造成外汇占款更为庞大。
一系列“追二兔”困境正是宏观调控难点所在,但是这些互相纠缠的牵绊并非不能解开的死结,其中涉及到很重要的一点判断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和投资过热只是硬币的一面而已,真正令人担心的其实是硬币的另一面,即,产业结构失调以及投资效率低下,为此,在人民币不可能一次升值到位的情况下,除了加大货币回笼、严格信贷纪律之外,更应该抓紧推行体制、机制改革,把“多出来”的那部分资金引导到有助于长远发展的领域中去。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曾提出“升值不如加薪”,这是一个颇有见地的建议,其好处在于能够将内、外部不平衡放到一个盘子里予以矫正,政府应该以加大劳动者保护力度的方式付之实践；另外,中国相当大比重的项目投资由政府主导,甚至直接由政府包办,这种模式应该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完善而趋于式微,增长远快于GDP的财政收入应该更多用于社会保障和公共品投资。
总的来说,通货膨胀虽然是一个货币现象,但由于中国的货币宽松由被动投放而引起,很难完全通过货币政策加以控制。我们认为,在当前以及今后时期,为了保证宏观调控顺利实施,中国应该在让利于民、藏富于民等基本思路下,转换政府职能,改变增长方式,诚如是,则民富国强可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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