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之争
18世纪中期,以斯密为主的古典经济流派提出了“守夜政府论”。“守夜政府论”崇尚市场自由竞争,所谓守夜政府,是一种形象比喻,是指政府不参与和不干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它有三层涵义：一是政府是履行国家社会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政府除了赋税外不存在其他经济职能,因此政府没有必要干预市场,不应当介入经济活动过程。因为经济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会自发地形成“自然秩序”。政府只要像一个“看门人”、“守夜者”一样。不让“外人”进来破坏这种“自然秩序”就可以了；二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只能充当“监护人”,其目的在于保证它的监护对象的权益不受侵犯,不被他人无偿剥夺；三是政府如果人为地干预或参与经济活动,就会破坏“自然秩序”,剥夺公民的自由,导致经济的衰退。
19世纪初,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认为,在各国、各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实行自由贸易只对先进国家有利。而关税保护是当时德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可采取的提高其自身力量的最有效的手段,他强调经济学的国别性和民族性,从时代和国别的需要出发,论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此后,20世纪以英国剑桥学派重要人物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派从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的角度研究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合理性,并对市场经济的优缺点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国家干预的问题。
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传统自由放任的学说提出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挑战,开始了一场旨在用国家干预思潮改变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第一次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他认为,传统经济理论以“萨伊定律”为前提,假设资本主义经济能自行调节、实现充分就业是完全错误的。他指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情况是经济活动的不稳定性,充分就业只是一种特例。而典型的情况是就业水平低于充分就业水平,其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这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不均衡是自由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矛盾。他提出了全新的国家干预的主张,在凯恩斯看来,国家不再仅仅是“守夜人”,而是积极的干预者,并且是从维护宏观经济均衡与稳定的意义上,去弥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不足之处。
后期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曲理论
西方各国从二战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结果出现凯恩斯主义难以解释的“滞胀”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凯恩斯面临新的挑战。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又有了新的理论诠释。主要有斯蒂格利茨的“市场和政府折中论”,他认为,一方面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交易费用优势；另一方面,政府的经济行为同样有一定弊端。另外,还有克鲁格曼的关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政府干预的需求理论,他用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分析现实的新问题,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观点和新思路。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市场和政府的混合互补理论则将政府的职能划分了“小职能”、“中型职能”和“积极职能”三种。青木昌彦等从东亚经济发展出发提出了“市场增进论”,克鲁格的“经济政策动态理论”揭示了不同阶段政府干预程度动态变化的特点。
二、现有研究的缺陷分析
以往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脱离具体的条件,单纯分析政府与市场两种机制的各自特点与功能,由此来确立它们各自发挥作用的范围及相互关系的模式。这是一种静态研究。政府与市场当然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调节机制,但它们都是为适应生产力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而存在的。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不同的生产方式,会形成不同的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离开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离开生产方式的变化,无法说清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回到马克思的理论框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来,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放在经济发展与转型的背景下研究,研究中国工业化、市场化进程中各种内外部条件的变化。研究由这些条件变化所引起的市场关系、市场机制的变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府角色,探索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探索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道路与特色。
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以及珠三角“四小虎”发展的不同模式,说明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多样性。这些关系建立在各地不同的初始条件——原有的生产力状况,企业的规模、基础与结构,地理与资源条件等,和不同的外部发展条件的基础上。尽管它们各有自己的特色,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随着各地企业发展的成熟,随着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包括政策环境的趋同。它们所遇到的发展矛盾趋于一致,从而令各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亦呈现出走向相同的趋势。
三、重新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动态演化的视角
本文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共生的关系：政府应市场和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产生,又给市场和经济发展以影响。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结构对政府服务提出不同的需求,而政府提供的不同服务,又会对经济发展的水平与市场结构产生不同的影响。能够恰当地表达这一思想的理论分析模式。是动态演化模式。
生态学认为。自然界是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产者、消费者和还原者相互生成,共同构成生物群落；这些生物群落同它们赖以生存的物理环境进行着永不止息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只要这种循环和流动保持着动态平衡,生态系统便得以存在和发展下去。
人类社会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同自然界之间不断地交换物质和能量,维持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着自然生态系统演化的一般规律。在人类社会这个子系统中,每一个人都是活动着的生物体,他们在同自然界交换物质和能量的过程中,即在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彼此相互交往,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关系。
政府同市场的关系,实质上是政府同企业和居民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都有确定自己行动的自主权,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何时生产,消费什么、怎样消费、何时消费等等,都是由它们自己决定的。它们通过互相交换商品、劳动和服务发生联系,从而相互形成了市场。市场交换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政府也是市场中的活动主体,不过是个不同于企业和居民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特殊主体而已。
政府的产生源自于社会共同活动的需要。市场交换起初完全出于自发的生产和分工的需要。分工需要交换,交换又促进了分工。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生产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生产的常态。分工和交换的深化形成了一定的秩序。这种秩序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参与者之间相互承诺和自愿遵守的秩序；后来随着交换范围的扩大,为了不至于让新加入者或机会主义者任意破坏这种秩序,于是逐渐产生了为维护这种公共秩序而建立的带有强制性质的制度,并同时在分工中分离出一部分人来承担监督制度的执行、维护公共秩序的职能。这是政府最初产生的基本动因。分工的发展也引起了人群在经济利益上的分化和阶级、阶层的对立。在经济上占有优势、同时也在政治上占有优势的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借用国家机器来竭力保护原有的制度,从而使国家成为统治阶级镇压和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机器,令政府带上了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性质。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形下,政府的首要职能还是维护社会交往的正常秩序。
由此可见,供给、培育制度与维护公共制度运行的政府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不过是人类社会这一生态系统在其发展演进过程中的一个结果,是人们为获得物质财富而在社会生产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形式,它们受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制约,同时要适应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化而变化。
四、经济转型期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合理定位
转型经济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质变状态,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种带根本性的调整。我国的经济转型是特指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转型。它包含着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等三大转型内容。三大转型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顺利进行直接推动着经济的现代化,同时也为向开放经济转型奠定了基础；反过来经济的国际化能促进市场化和现代化。
经济转型过程中,影响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要因素有：
1．企业发展成熟的程度。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是否已经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活动主体。二是企业的资产结构、经营规模、管理水平以及产业的聚集度等,处于何种状况。这一点,对确定政府采取何种市场竞争制度有重要意义,尤其在涉及国际竞争领域时。
2．市场发育的程度。一是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二是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的完善程度；三是市场垄断与竞争的发展程度。市场发育程度高,需要政府作用的地方就少；反之就多。
3．政府改革的进程。一是政企关系分离的情况；二是政府自身决策、管理、调控体系和管理调控能力的建设。
4．与政府改革相关的政治改革进程,包括非政府组织发育的情况。假如社会公民所建立的各种民间社会团体组织的数量多、覆盖面宽、严密程度高与活动量大,能够自主地解决许多可由他们自己解决的问题,就不会向政府提出管理许多事情的要求。
5．经济运行和波动。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无论任何经济体制都会出现经济运行的上下波动。在某些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出现繁荣景象；在另一些时期,经济不景气,出现停滞或衰退。周而复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经济周期。改革的一个根本目的是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保持社会的平稳进步。因此,经济周期波动的变化,也会影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国内市场结构的变化有几个趋势值得注意：企业规模由小变大,竞争实力由弱到强；企业组织结构由国有、集体企业变为股份公司或民营企业,民营、私营经济迅速成长；农业和农村摆脱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各产业内和产业间联系逐步加强；市场竞争性加强,大企业垄断联盟与中小企业集群同时发展；市场开放度不断提高,市场容量扩大,企业生产要素的可得性增强,而市场风险亦随之加大；随着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扩大,居民收入出现两极分化,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实现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和谐,也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这些变化对市场制度和政府调节提出了新的需求,如：要求建立产权明晰的财产制度,公平、公开、公正的交易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有助于分散和化解市场风险的制度等等。
政府职能和制度供给也在发生变化：政企分开。令政府以往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的状况发生变化；但旧有的联系和过时的思想意识仍存留着,影响着官员的决策。例如对原有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的过多关照,造成了政府政策资源和金融资源向这些国企的倾斜。具有经济实力的利益集团在政府制度供给决策中施加越来越强有力的影响,弱势群体的呼声却常常得不到回应。在转型过程中,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也是个突出问题——它将影响政府管理和公共制度的公正性。对外开放,令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经济运行的风险陸和复杂程度大幅提升,也对政府的制度供给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会随着以上各种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关系的定位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演化的,这才是一个合理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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