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区之一：“三牧”问履的关键是草原恶化
有的学者认为“三牧”问题的症结在于草原生态的恶化,似乎没有解决好草原生态问题就一定不能摆脱“三牧”困境。这个说法是不恰当的。诚然,草原生态的恶化是引发“三牧”问题的直接诱因,但却还不是关键问题。举个例子,康平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部,历史上是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但在传统靠放牧发展畜牧业的生产形式中,植被被牛、羊、猪立体蚕食,严重制约了畜牧业的发展。2002年,康平县开始推广牛群的改良。两年过去了,本地黄牛几乎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夏洛来”、“西门塔尔”、“立木攒”等优良品种。时下,沿康平与内蒙古交界的四个乡镇已成了存栏万头牛的乡镇,以牛羊为主的养殖业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这个镇子推行舍室饲养,对牛群按科学配方进行育肥,使优质肉打进了香港市场,平均每头牛比在本地销售多收人近300--元。可见。草原生态恶化不是制约“三牧”问题的瓶颈,依靠制度转变和科技进步,也可以解决“三牧”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把“三牧”问题的落脚点放在牧民增收上,通过恢复草原生态、改良养殖技术、实行产业化经营等各种途径,努力提高牧民的收入,改善牧区的生活水平,才能有效地打破“三牧”困境。
误区之：过度放牧是荒漠化的主要原因
影响草原荒漠化的因素很多,简单地说,可以分为自然和人为因素。自然因素包括地质、气候、虫害等。比如呼伦贝尔草原在地质构造上以松散的河湖沉积物堆积而成,以中、细沙为主的沙土层厚度可达数百米,而草原地表土层厚度仅有0.1～0.3米,极易受风力吹蚀,破坏。沉积沙层或沙质土壤就会裸露,造成土地沙化。人为因素包括滥垦草场、超载过牧、滥采乱挖等。又比如,上世纪60～90年代,呼伦贝尔草原进行过2次大开荒,开荒面积达14万平方米,致使大面积的优质草场变成耕地,草原表土层遭到严重破坏,导致表土流失、土地沙化,
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牧野生态系统主要受制于非生物气候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具有非平衡性。放牧行为必然对牧野生态系统造成不良影响的说法在多数情况下,尤其是游牧地区并不成立。排除自然因素,即使在人为因素中,过度放牧也不是荒漠化的主要原因。历史上的载畜水平充分佐证了内蒙古草原退化的直接原因不是牲畜超载过牧,而是大量的农业移民开垦优良牧场,即高生产力、高载畜水平的东南部牧场逐渐消失,原有的游牧空间被挤占并向北迁移,原有的草畜平衡被打破。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草原制度不完善,掠夺式放牧导致了草原荒漠化的观点是片面的。草原生态系统是十分复杂的,过度放牧仅仅是影响草原生态环境的因素之一。
误区之三：公共草地应该私有化
1968年,美国学者哈丁写了篇《公共的悲剧》的文章,发表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哈丁认为公共草地永远长不好,最终只能是一场悲剧。因为公共草地归集体所有,但人们在草地上放的是私人的羊,卖羊的收入归个人所得。一群牧民面对向他们开放的草地,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益大于成本,尽管因平均草量下降,可能使整个牧区的牛的单位收益下降。每个牧民都尽可能多增加一头牛,草地将可能被过度放牧,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食量,致使所有牧民的牛均饿死。这就是公共的悲剧。
此后,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公共草地的悲剧是所有权共享的结果。因此,草地私有化似乎成了题中之义。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草地私有化如果这么容易,那么公共草地就不会成为引起社会共鸣的著名悲剧了,他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公共草地不可能通过哈丁的明晰产权解决方式来彻底解决。对于具有共享性特征的草地资源的管理,在许多情况下是不能依靠界定产权来解决问题的。
产权私有化是需要交易成本的。比如,划分草地边界的测量成本,保护自己草地的围栏建设成本、防止别的牧民越界放牧的监督成本,等等。但是,这些成本或许太高,高到使得草地产权私有化变得不合算。因而,草地依然共有,公共悲剧不可避免。
从许多地方实行的围栏封牧、舍饲圈养来看,这一成本并非高的可怕。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公共草地也许不能明晰产权。由于传统的游牧习惯和牲畜摄取草品质的季节性差异,放牧场地必须具备宽阔的山地草甸、坪坝草地、沼泽草场才能满足牲畜生长发育各个时期的营养需求。因此。草地产权私有化并非可行之举,甚或有效途径。
误区之四：承包经营是唯一的制度安排
尽管公共草地不应该盲目私有化。然而,无一例外。在我国内蒙古、青海、四川、黑龙江等几乎所有存在“三牧”问题的地方,政府都提出了草地承包经营的做法。的确,草地承包经营在许多地方提高了经济效率、改善了牧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全面地、百分之百地推行草地承包经营是否能解决一切问题呢?有很多学者在谈到“三牧”问题时,都认为正是草地承包经营改革的不快、落实的不够,才使得过度放牧、草原恶化的情况继续发生。
我认为草场的家庭承包与草场的规模化利用是矛盾的。草场的利用是遵循轻度、适度、轮牧、休闲制度的。这种放牧制度的前提条件是草场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而草场使用权的承包经营制,在一些地区,特别是草场面积小的地区,无法满足基本的放牧规模。实践证明,草场承包到户的制度,使放牧场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无法进行轮牧,导致了对草场的强度利用,加剧、加速了一些地区草场退化、沙化的速度。
因此,草地承包经营必须考虑地形、地貌、水域等自然因素,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能一刀切i在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有些村草地划分到户后,仍然采取联户经营的模式。比如,有些草地划分到产后,由于水源不足,他们又联合起来共同利用草地,经过内部讨论达成乡规民约,根据各自所划分到的草地面积确定其放牧牲畜的数量,并分别具体到马牛羊的数量；谁家所养的牲畜超过规定数量,按不同的种类给集体交纳罚金。这种联营模式深受全村牧民的欢迎。
误区之五：舍饲圈养是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呼伦贝尔提出了实施舍饲禁牧工程,力争使农区60％的草食家畜达到舍饲半舍饲的目标。舍饲圈养是一个有效途径,但倘若把舍饲圈养当作是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则过于极端了。笔者认为把舍饲圈养作为实现草原牧区禁牧、休牧的主要办法,是不符合草原畜牧业长远发展的。它会使得畜种结构单一,畜产品丧失在市场的竞争优势。因为舍饲需要大量的饲草料投入,牧户自身的打草场不具备这样的供给条件,只能主要依靠购买,这样会大大增加生产成本与牧民负担,使草原畜牧业成本低、效益高及产品价格具有竞争力的优势受打击；舍饲还需要一定的棚圈条件与饲养技能,特别是适宜圈养的牲畜品种。有的牧区绵羊、山羊、牛及骆驼等适宜舍饲圈养的不多,若普遍实施舍饲圈养,就需要大规模地更换畜种、品种,这样草原畜牧业特色牲畜及其特色产品、绿色产品的优势也难以保持,导致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最终损害牧民的利益。
误区之六：牧业产业化一定能提高牧民收入
目前,我国草原畜牧业产业化程度还很低,产业化经营形式主要有：公司加牧户、个体家庭牧场、联户合作牧场、企业＋基地、收购＋销售、生产＋服务等。究竟哪一种形式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但值得注意的是,改变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实现产业化经营不一定能提高牧民的收入。
比如,一些地方已经有若干大型龙头企业,像伊利、蒙牛等。这些大型龙头企业一般都实行企业+基地+农牧户、企业+农牧户或者企业+协会+牧户的模式,走产业化发展之路,取得了可观的效益,有效地带动牧业的发展。但是,产业链延伸的同时却是利润链的断裂。几十公顷草场的牧户经营,与资金雄厚的大企业谈判,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单家独户的牧民,势单力弱,在市场交易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与利益受损者。因此,提高广大牧民的自我组织水平,建立畜牧业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比开展不同形式的畜牧业适度规模化经营试点推广,大力发展畜牧业产业化,对牧民来说来得实惠。因此,逐步提高畜牧业的合作化水平,提高牧民在交易谈判中的地位,从而提高畜牧业的竞争能力及其经济效益是非常重要的。
误区之七：“三牧”问题只能依靠国家投入
由于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国家供给牧民的是一种竞争性和掠夺性使用草场的制度安排。牧民对草场的长期掠夺性使用,在破坏了草场生态系统的同时,将大量内在成本转化成了社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得不一方面动用公共财力治理荒漠化草场,另一方面禁止牧民使用草场,通过国家和牧民共同消化历史欠账的方式恢复草原的生态平衡。国家投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取消税费,减免牧民的负担。牧区从2002年取消牧业税,之后全部取消农业税,同时免去增值税。二是对牧民的保护草原行为提供一定的补助。对封育禁牧、生态移民、退牧还草、围栏等提供补助,对舍饲禁牧的牧户提供一定面积的饲料地。这些补助性的措施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牧民开展草原建设活动,同时也弥补了一部分牧民因为保护草原而受到的损失。
然而,政府如果不及时转变职能,就给牧民提供了这样一种信息：可以将放牧的内在成本外在化。这样,国家投入的初衷就违背了。所以政府必须让牧民明白：掠夺性使用草场的成本必须由自己负担。从时间的角度看,如果不转变政府的投入方式,它终究会因难以承担大量外在化的内在成本而力所不及。政府最终应该把财政投入政策转变为促进牧业产业化、提高牧民知识化、努力实现牧区城镇化的制度安排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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