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6月上证指数达998点至今,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中国股市的指数翻番、数倍的平均盈利,市值从5万亿元到17万亿元的财富膨胀,中国的资本市场的确开启了一个“全民皆股”时代。
股市赚钱的消息几乎在上至政界名流,下至乡野市井中间传播着——朋友聚会,饭桌上的亲戚,公共汽车上的聊天,或者歌厅茶馆,人们到处都在“谈股论金”。飞涨的股市制造着一个个财富神话,但这些制造者们也都深谙“闷声发大财”的道理,刻意低调,因此挖掘出发大财的人物也并非易事。
从万科最大的个人股东刘元生的财富传奇到轰动一时的庄家吕梁、朱焕良等人——或是英雄或是枭雄,本刊试图让读者在这些中国股市之中的成名人物身上读到的是内地股市独特的投资思维。
当然,实际上更多的股票买家,没有章法没有思路,但一样也有不俗的回报。这样的“股神”不由得人不服。但万变不离其宗,正如曾在加拿大汇丰银行投资部与投资银行有过辉煌业绩记录的胡志斌所说,所有的投资都是在低估地买进,高估地卖出。关键是要有自己的一套独特方法和有效模式。
内地股市三类投资思路
传统上的中国股市之中的成名人物,其投资成功之道,一般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价值投资者。这方面最牛的代言人,自然就是连街坊老大妈都认识的股神巴菲特。这类牛人的投资思路,立足于对公司财务表现的基础分析,然后再找出市场价格低于其内在价值的股票。这种战略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由哥伦比亚大学的本杰明格雷厄姆和大卫多德提出。
巴菲特如果在中国大陆,他会如何投资?能否再现神奇?这个话题股民们已经谈了好几年。虽然前几年,巴老买中国垄断公司的石油股票大赚,但是圈内的朋友,多少还是觉得,巴老在大陆,还是搞兼并收购注资买壳上市然后套现来得容易。要在中国搞他的价值投资,长期赚钱的几率不是很乐观。因为,大陆的公司普遍缺少持续的增长。中国自己的可口可乐和吉利剃须刀,还没有出现。
第二类是成长投资者。这类的代表人物是“神奇小子”麦哲伦基金经理彼得林奇。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取得彪炳战绩,一度风头胜过巴老。可惜他太会享受人生,退休太早对个人自然是好事,但是对于投资界,就少了很多传奇。
这类投资者,主要是寻找那些经营收益能够保证公司内在价值迅速增长的公司股票。著名投资者兼作家飞利浦费舍尔在20世纪50年代最早采用这种价值投资战略的变种。
初步看上去价值投资者和成长投资者的理论基础都认为股票的价格总会体现其价值,可谓有“大同”。不过具体选择的时候,他们各自侧重于不同方面,操作也是“大异”。价值投资强调确定股票价值并将之与价格相比较；成长投资则强调由增长带来的价值并将这个价值与价格相比较。
网络时代,经常有分析人士提到公司的十倍速成长。其实,这话最早就是来自于成长投资者掘地三尺寻找“翻十倍的成长股”的情怀。过去多年来,中国股市上的研究机构也好,公开的基金管理者也罢,大都是这个思路,选择公司或者投资股票的时候,说的都是这家公司虽然现在不怎么样,但是未来却能非常非常牛。理由或者是这家公司有了一桩什么大单,或者是所在产业有巨大的景气机会,又或者是公司获得新的优良资产或者优良业务注入等等。不过,这里面比较搞怪的是,因为内地的公司极为不透明,企业的信息获得不对称,所以中国的成长投资者,往往被迫成为价值发现者。而这个价值发现,又通常不是靠公开信息或者财务分析获得,大量时候需要靠关系和特殊渠道。这样下来,稍有操守的成长投资者就得疲于奔命,不断发掘消息而心术不正的成长投资者,往往沦为内幕交易的帮凶或者主角。这种现象,在可见之将来改善余地还是有限。
第三类是技术投资者。在中国股市浸淫几年的人,几乎人人都堪称是技术派大师。K线图、趋势线、头肩顶,说起来如数家珍。
这一类投资者采用各种图表收集市场的行为,以此来显示市场的预期是上升还是下降、市场趋势如何以及其他“动力”指标。这种方法被《投资者商业日报》的创始人威廉奥尼尔所大力推崇,并在上世纪90年代末被人们广泛采用。在中国股市,大量短线客就是以此方法买卖,在牛市之中倒也颇有斩获。我认识的一位IT界精英杨破,以前完全不接触股市,今年元旦后才加入。他就是靠着看图表,全进全出,大有当阳赵子龙之风,创下获利数倍的记录。不过,五月下旬他见势不妙,就大举撤退,保住不少胜利果实。不过,以往的中国股市熊长牛短,经常是辛辛苦苦涨两个月,三天就跌回到“解放前”。不会逃,还就不算是在中国股市混得好的。
另外还有两大类投资思路较为冷门,在内地股市一向少有人采取。近年随着基金大规模发行的日渐增加,也有一些基金经理选择这两类投资方式。
其一,是指数投资者。他们通过购买股票来复制一个大的市场细分,如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先锋基金的创始人约翰伯格在20世纪80年代推广了这种战略。这种指数型基金,对于很多认为自己能够战胜大势的投资者来说,显然觉得不够过瘾。
其二,是组合投资者。他们确知自己能够承受的投资风险水平,并通过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来承担这个风险水平。这个理论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并在70年代被一群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所完善。70年代初,这种战略因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伯顿麦凯基的名著《漫步华尔街》而开始流行。基金经理的资产组合,便是属于此类于稳健之中求盈利的打法。
刘元生：胜过巴菲特的香港老板
坊间都知道,股神巴菲特依靠股票投资,成为全球第二富人。而事实上,巴菲特老人家也有多次点铁成金的赫赫战绩。而其中,据说巴老一次购入盈利最为丰厚的是持有《华盛顿邮报》股票30年,股票价值增长128倍。不过,在中国的今天,就是买A股市场的股票,有位仁兄的大手笔投入回报也高达180倍!此君就是万科最大的个人股东刘元生。他持股18年,把当初的400万元变为7亿元!股票增幅超过股神巴菲特。刘元生创造了一个中国最大的股市神话。
我和万科结交自从1994年起,和这位股市传奇的投资人物刘先生也有过数面之缘。
此人看上去极为斯文,非常像一位内地到香港又回来投资的普通商人,气质既不像巴菲特,也不像李嘉诚。十几年前的万科公司,人文色彩很重来往的股东和客户,不乏各色艺文界人士。热爱音乐的刘元生,从万科创业起即买人其原始股并持有到现在,相当有耐性。不过话又说回来,当年就能掏出400万来买原始股,可见刘老板早就是富人了。因为1988年的400万,购买力至少相当于今天的4000万元。而能够掏出400万作为长期投资的人,自身估计家产也得有个上千万元。十几年来,刘老板做生意和讨生活,都不需要动用这笔投资,说明他一直过得很丰足。当然,这里也有一个技术的原因,就是他当初买入的股票,因为股市先天的结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不能流通抛售的。这样也就成全了他投资更胜巴菲特的佳绩。说实话,买股票也好,买房子也好,赚个三倍五倍还能忍住不卖的人还有不少,但是真的原始投资已经翻了十倍八倍,还能一点不动心套现的,真是极为罕见。
前几天有电视台的年轻小妹妹记者来采访,问我海归回来算不算是新股民。我苦笑道,十五年前我算是新股民。那时候还是大学时代,深圳的“老五家”我都买过。虽然只是一两百股,但总值是我几年大学外快的积累,也够买上几千本书了。后来有机会见过这几家最早的上市公司的掌门人,燕瘦环肥,有的气宇轩昂,也有的歪瓜裂枣,真是英雄莫问出处。不过,当时,这批人和王石一样,都是深圳红极一时之枭雄人物。只是不到五年,这批风云人物就因各种原因烟消云散,有的出走海外,有的锒铛入狱有的是公司易主,不仅股票价格像坐过山车,最后有些公司的名字换了好几次,也未能避免退市的悲剧。前几年,有好事者统计了一下,深圳本地的数十家上市公司之中,第一把手除了王石之外,大都更替数次,真个是各领风骚没几年。试想,当初刘元生不是捏着万科股票18年,而是持有那一批ST的公司估计就不是投资界佳话,而是午夜梦回一把辛酸泪了。
朱焕良：爱摄影的股市大户
说到万科股票,与之相关的证券界猛人还不少。其中单说一位声名赫赫的朱焕良,人称朱大户,也就是后来和声名更大的庄家吕梁的合作拍档和后来的对头。著名的“中科创业”操纵股价案发之后,他也就不知所踪了。朱大户最为股市中人所知的事迹,是一篇主流报道所写的：他用“大飞”由深圳湾的海上,运着几亿现金逃往香港。不过,据我对他的了解这么戏剧性的做法似乎非他所为。随后听说这个亿万大亨在美国隐姓埋名地搞起了IP电话卡生意,而且最后结局也还未知。
朱焕良是中国股市早期的大户,虽然不能说是呼风唤雨但是在中小股民之中确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且说来也奇怪,当兵出身的广东本地人朱焕良,虽然文化不高,但是特别认万科,在几次风浪之中,他都是坚定持股,因此,他作为中小股东代表,当过好几届万科董事会的董事。有趣的是,这位经常做庄的朱大户,偏偏就是摆不平王石。虽然他软硬明暗地做过不少工作,但是万科从来就是不配合二级市场的庄家炒作,还动辄发声明辟谣。所以别看这几年万科股票节节翻番,买家个个笑逐颜开,但是2000年前,万科的股票涨幅都不突出,而且分红方案也都是十股送一派一的,叫好不叫座。
朱大户和万科交往甚密时,受王石影响,跟着登山,去大沙漠,还给西部一些公益组织捐过款。一度,他还爱上了摄影,把自己拍摄的荷花放大成十几英寸的照片,除了在办公室悬挂,还到处送朋友。如果哪天有人研究中国的股市历史,不妨找两张朱记荷花研究一下。
汽车兵出身的大鳄
我认识朱焕良的时候,他已经在深圳股市上发达了。90年代中,能够做股票的庄家,控制上亿元的资金,自然非常威风抖擞。不过第一次见到客家人出身的朱焕良,瘦、黑、矮,除了眼角不经意间闪现的一丝精光实在很难把他和所谓的“成功人士”联系起来,更不要说和那种身体语言极为丰富、极有煽动力的股市大鳄相提并论了。
朱焕良倒是平易近人,坐的也是一辆开了好几年的日本小车。用的司机也是同乡,非常不起眼。朱焕良那时候经常说,自己赚钱,大家发财,心安理得,出门也不需要保镖。
其实,朱焕良倒真是出身根红苗正,他当兵的时候几乎是什么都干：机械兵、修理工、新闻干事、炊事员、汽车兵。
事实上,等到他后来发迹了,开了大公司,聘了不少硕士博士之后,他还是经常总结自己的心得。他经常随身带个小本子,上面写满了他的感悟和心得。平常朱焕良会不时地翻开这个小本子,一本正经地给员工乃至合作伙伴念上一段,比如：
“做人要正确处理好三解：了解、理解、谅解。”
“做人要讲求三信：信心、信誉、诚信。”
“健康、智慧、知识、适应力、口碑、朋友,是无穷的财富。”
“为别人着想,考虑别人的利益,就是间接考虑自己的利益。”
在我们看来,这些未必经得起推敲的句子,颇有点像早年泛滥一时的人生警句。但是朱焕良在念的时候,很是投入,还充满了感情……显然,这都是他自己的所感所思所悟,属于他的人生经验教训的凝结,尽管听上去有点儿“农民”相当土气。
和他认识的几年中,我一直没有问他买卖股票的贴士,原因倒不是我怎么样,只是觉得要防止内幕交易；也不是因为信他不过,而是纯粹因为不好意思,觉得好像求他打赏一样。而正因为如此,后来朱焕良的股票王国崩塌我才得以毫发无伤,连称侥幸。
吕梁：会买不如会卖,会卖不如会逃
今年5月30日的股市大变脸,飞沙走石。不少资产8位数字的朋友被弄得一夕数惊,不得安生。于是6月的第一个周末,很多人感慨：在中国,买卖股票也好,买卖房子也好,投资是个很缺乏乐趣的事情。这话其实说得很对。投资自然是和娱乐的消遣大不一样,也迥异于文化的享受,基本上,是个需要持之以恒工作和偶尔闪现灵感的“体力活”。
那一周,在内蒙古卫视播出的“财富非常道”电视财经对话节目现场,正好见到了草根名人杨百万,他说差不多20年来的股市生涯,股民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此番言论,倒是经验之谈。
话说2000年底,正是上次的中国股市见顶,岌岌可危又即将回落之时。日后知名度最高的庄家吕梁,在北京北辰花园的5号别墅连日约见媒体,前后扰攘近一个月。我是那年11月见到吕梁的,他的5号别墅一楼是专心布置过的,四面墙壁大多为玻璃,几十平方米只放了一个大茶几几张椅子相当扮酷。
当时他先是大谈“做多中国”,呼吁政策要倾斜给“善庄家”。后来见手上的股票0048中科创业跌势连绵,无力回天,作家和诗人出身的吕梁便大怒,转而大爆内幕,谴责他的合作者朱焕良背信弃义,连呼中国股市没有投资价值,要大跌。
朱焕良因为敢买敢卖,在深圳散户之中颇有口碑。而他介入0048,也是股市上公开的秘密。朱焕良平时不善言辞,但是也附庸风雅。有一年,大家在深圳八仙楼吃饭,店东张之先,是张大千的侄孙,爱好摄影,专攻荷花。席间朱焕良见照片心向往之,虚心求教。第二天则找人买入佳能EOSIN,还有两只白L镜。过了个星期,再去朱焕良的写字楼,赫然看到他已经把自己拍摄的荷花荷叶,冲晒成20寸照片,挂在走廊、茶水间以及洗手间内。
之所以说这个细节,就是证明朱焕良一贯说得少,做得多。而那年冬天,正在吕梁纵论中国股市大画卷的同一时候,朱焕良见势不妙,开始着手转移资金,一方面卖出引发大跳水；一方面结清各路关系的账,然后离开大陆,逃之夭夭。
此事最后,吕梁先是被监控,然后也突然失踪,至今音信全无。
我开户有十六七年的历史,所见到的像杨百万那样的老资格股民屡屡传授一招——股市之中,难的不是买,而是卖。更难的则是会逃。
以吕梁和朱焕良旧事观之,信乎?
庞宝林：做了“48年”的基金经理
说完这些股市枭雄,我们来看看股市之中理性应对,谋求长线发展的成功例子。
那一年的3月下旬,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袭击伊拉克,战火纷飞,全球股市汇市波动激烈。本来约好了东骥基金的庞宝林见面,临时忍不住还是提前打个电话去问他的秘书：“打起来了喔,庞先生会不会很忙,我们要不要换一个时间,以免影响他办公事?”秘书回答说,没有问题,庞先生这几天正高兴着呢。
庞宝林在香港投资界很有名,因为在电视电台和报纸刊物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笑眯眯的样子,而且他又经常喜欢在几百人面前讲投资趋势和心得。所以无论是不是炒股票玩金融的人都会对他留下深刻印象。
庞先生看上去很亲切,有点像足球直播节目的主持张路。即使你不太熟悉足球,也知道张路是个“很足球”的人。而作为“很基金”的代表,作为掌握几百亿资金运作的金钱大玩家,庞宝林在同行之中的影响力就有点像万科的王石,属于那种一表态大家都会先认真听听,然后再作反应的人。
谈到这几天的战争影响,庞很轻松地说,做我们这一行,一定要有提前的意识,不可能临时抱佛脚的。打仗前的几个星期,我们已经做足功课,现在就可以施施然等着收成啦。不过,这种轻松,也就是现在说说。庞也常常开玩笑说,他做了48年的基金。原因是虽然他只八行16年,但是实际上他同时做三个角色,加起来一算就是“48年”了。
为兴趣而全身心投入,可能真是庞宝林的一个特点。他谈起20年前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也很满意。当时庞宝林加入了世界几大之一的怡和公司的工业部。他最初做的是技术销售,专门销售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给工业界,包括食品、尼龙、铝片、金属等原料。“当时的汽水瓶还是玻璃的,给香港饮料业引入塑料瓶子,就是我这个部门做的,”宠说。因为工作表现好,庞很快升任为怡和的行政人员,负责管理帐目。这对当时只有20多岁的庞宝林来说,“压力颇大,也很刺激。”他还举例说,那时候香港工业生机蓬勃,我们的生意很好做,“就像牙膏一样大小的一只色素添加剂,成本价才1000元,但是我们能卖几千元。”所以,他可以拿到很多奖金!
后来庞宝林做金融,已经不仅仅是为钱,更多还是因为对金融有兴趣,喜欢这种刺激的生活。
胡志斌：推崇理性投资的股市建设者
2002年的时候,在上海浦东的甲级写字楼,我遇到了曾在加拿大汇丰银行投资部与投资银行有过辉煌业绩记录的胡志斌。他坦率地说起自己的理想,“比起市场其他角色,中国股市更需要建设者。我们希望在这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从回国组建投资公司到那年8月刚好一年。“公司成立之初我们就一直在考虑,如何使自己区别于其他投资公司。首先,我们的投资理念既不是打探消息,更不是跟庄坐庄,而是确定长期坚持不懈地挖掘证券市场的内在价值,作为我们始终追求的投资理念。”
在北美证券市场最灿烂也最激烈的90年代后期,胡志斌一直在现场,而且从事的是数十亿美元的信托资产管理。他的投资理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思考和逐渐形成的。
“当一个市场规模足够大的时候,仅仅依靠消息做庄可能一时能够有收益,但是长远来看,这样的盈利基础太薄弱,无法稳定,很难做到持续稳定增长,而且人为风险太大。这种投资思路是不适合成熟的投资经营者的。”胡志斌这样说。
“我们的投资思路可能并不新奇,只着重对于市场本身的价值挖掘,低估地买进,高估地卖出。但是我们研究市场,发掘价值,有自己的一套独特方法和有效模式。”胡志斌有几分自信地回顾起2002年以来的几次成功战役。
中国股市因为其特殊的市场发展过程,其结构缺陷每每为一些大鳄和内幕交易者所利用。过去口口相传的许多在股市之中所谓“赚大钱”者,也大都是在一些暧昧的神仙股、大牛股上发迹。加上基金业爆出黑幕,业绩滑坡。于是,所谓的理性机构投资者,一度在国内市场人士心目中,等于是那种只会按照公司掺水的年报,按几下计算器的书呆子,他们只会置连老太太都看得到的风险而不顾,根据理论上的收益和纸上写的发展大计来买卖一些“地球人都知道”的大路股票。而过往几年,那些追捧银广厦等账目上的绩优股、成长股的曾被寄望很高的机构投资者,则因为回报上难以接受的赤字而失去市场的信任。
不过胡志斌相信,这只是新兴市场在进入理性投资价值发掘阶段之前的一些阵痛。“中国股市是不是没有机会?我们认为是有的。按照游戏规则能不能赚钱?我们觉得一定能。”
在国债和企业债这些长期被忽略的投资品种上,胡志斌率队的博润投资屡有斩获。
而更早之前,胡志斌通过研究发达市场,证明金融股是难得的股市“稳定器”。在业绩可靠并稳定成长的大盘蓝筹股中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板块,如电信运营、石油、电力,当初均以吸引成熟资本市场的资金为目的,在海外上市。国内市场眼下最值得关注的板块非银行股莫属。
同时,作为目睹新经济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大红大紫、鸡犬升天的北美机构投资者,胡志斌也在现场看到了那些风光无限的概念股怎样在几个月里一跌而不可收拾,股价剩下原来的几个百分点乃至于灰飞烟灭。所以,他早就在“新浪+阳光没有意义?”中阐述了企业盈利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意义极其重要。
作为投资公司的领军人物,胡志斌与他的团队不断的在国内各个城市、各个行业里穿梭来回,为的是了解第一手的企业情况,同时也为了更为清晰地把握现在国内投资人的真实需求与投资意欲。这种穿针引线、打通投资者与资本市场隔阂、具有双向沟通作用的工作,胡志斌颇有心得。除了看看资产负债表和一大堆经济数据,真正的资产管理者要关心与协调的,要多得多,也深入得多。
1985年入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胡志斌当时虽然还没有对投资的完整认识,但是也已经初步体会到资产管理增值的耐人寻味之处。1992年到加拿大,他在温哥华选择了经济与金融的双硕士课程,就是为了延续那个投资的理念。1995年进入皇家银行,正好赶上了北美股市高速增长的阶段,很快胡志斌就升任信托公司的亚洲业务总监。1998年,胡志斌应邀转任汇丰银行投资部经理,操作巨额资金。2000年,美国牛市见顶,胡志斌且战且退到了2001年4月,清华90年校庆回国的时候,他深感国内市场机会更大,于是便在7月辞职,回国组建博润投资公司。
把国外先进的投资方法引入国内,是胡志斌征战中国证券市场的另外一大法宝。在微观层面,多年北美资本市场资产管理的经验,使胡志斌能够对许多国内投资界的盲区进行尝试性开拓。他早在2002年2月发表的《信托带动新一轮金融创新》一文中,首次对个人信托产品进行了设计,为信托公司下一阶段的业务指明了方向。该篇文章受到不少信托公司的关注和好评。而在下半年,他还将对信托产品在企业方面的应用进行了设计和理论论证,引进了海外资产抵押证券理论,并提出了适合中国金融企业的实施方案。
声称要做中国的巴菲特或者中国的什么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时代不一样,起点也不一样,关键是要能够累积发展,持续增长。胡志斌一直很清晰地强调,做投资是很扎实的一种事业。他所关心的,始终是可持续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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