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谏言,是批评者对当事人的指责,立足于质疑、反问,是一种挑刺儿式的言说。由于是挑刺儿式的评头论足,所以,发言人往往不大考虑可行性问题,而且,为了引起对方的重视,往往把问题说得越严重、越耸人听闻越有效果。当然,如果说的是事实倒也罢了,如果不是事实或者过于夸大事实该怎么办？对于这样一种言说,能不能要求“实事求是”？
很多时候,实事求是都必须坚持,然而,世界上的事情总有例外。在进谏和纳谏的关系上,恰恰不能讲实事求是。看看魏徵的谏言记录,不难发现,在魏徵的言论中,唐太宗简直就是历史上最坏的皇帝,魏徵不是把他比作商纣王,就是把他比作隋炀帝；甚至更有甚者,说他连隋炀帝也不如。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看,魏徵几乎是信口开河,胡言乱语,不被治“恶毒攻击”之罪,已经是皇恩浩荡了。李世民有时听着魏徵这个乡巴佬的刺耳言论,难免窝火和不服气——本来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充其量三七开,魏徵凭什么说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李世民的窝火和不服气,是正常反应。但这种正常反应,就叫做拒谏,实际效果是堵塞言路。在这个时候,不能坚持要求进谏者实事求是。
直言进谏的奥妙,就在于没有夸张就没有直言,没有捕风捉影就没有进谏。对此,如果以实事求是来衡量,多半是有问题的。进谏不是辩论赛,不是给双方对等机会,而只能是一方言辞犀利,另一方含颌不语。这里需要的不是对事实的核定,而是容忍不实之词的雅量。一旦受谏者对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加以辩解、说明和反驳,即使这种辩解、说明和反驳是正确的,都会导致进谏的失败。只有进谏者单方发言,才能取得真正的效果。正因为如此,古人才把进谏的标志称为“诽谤木”。也就是说,进谏的本质是诽谤。
当然,由于受谏者权力在手,遇上秦始皇式的主儿,那就有点麻烦—实事求是的进谏,甚至可能带来杀头之祸。所以,中国古代有不少人总结出了许多进谏的“门道”,盘算怎样才能“不逆龙鳞”,怎样才能悦耳顺听。但这样一来,就不能称其为“谏言”。阿谀奉承由此发端。现今有不少人写文章撰著作给人们教进谏的方法,包括如何察言观色,如何低声下气,如何给谏言包装上可口的糖衣,甚至有如何揣摩上意选择进言时机等等。如果听信了这类教导,在下者会失去进谏之勇,在上者会失去纳谏之明。许多人都喜欢给苦口黄连掺糖,但按照中医理论,黄连能清心火,靠的就是苦味。
有一点要注意：下级批评上级,可以夸大其词,而且不能被堵口；上级批评下级,则必须实事求是,而且还要允许辩解和反驳。“谏”和“训”是有明显区别的。同样是批评,“谏”是针对权力的,而“训”是行使权力的。“谏”一旦实事求是,就意味着权力可以在事实领域无限扩张；“训”一旦为所欲为,就意味着撤销没有权力者的所有防御手段。
古人可以做到听谏时表现雅量,发布教训时则不容置喙。前者是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后者是保证皇帝的无上权威。在今天,前者可以借鉴,后者需要改造。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当然包括说错话的自由。如果要求无权者不能说错话,等于钳口；如果要求下面对于来自上面的教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于怂恿权力为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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