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各种统计数据来源不同和采用的美元汇率不同,拉美国家究竟何时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没有统一的说法。国内学者在2004年提出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拉美一些主要国家实现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间有先有后,大体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另据拉美经济委员会统计,1999年拉美地区人均GDP达到3800美元。因此,我们把拉美国家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过渡期大体定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上世纪末的35年左右。交分析一下三次危机的前因后果。
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始于上世纪30年代。上世纪50年代后期,拉美国家普遍出现社会矛盾激化的趋势。进入上世纪60年代后,一场社会—政治危机全面爆发：工人罢工,农民夺地,市民抗议；左翼政党在部分国家大选中获胜；学术界提出激进的“依附理论”,批判主流经济学——拉美结构主义；城乡游击队的武装活动此起彼伏,持续十多年,深深震撼了整个拉美大陆。
1950—1980年,拉美地区经济保持了长达30年的持续较高增长,是其发展史上经济增长最好的时期。这场社会—政治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是社会分化。拉美国家从来就是一种社会财富占有极度不公、等级森严的社会。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继续采取忽视社会公平的政策,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1970年前后拉美10个主要国家的基尼系数,除阿根廷为0.44外,其余9国都在0.48—0.66之间；同期10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占家庭总数的40%,处于极端贫困的占19%。连当时拉美最知名的主流经济学家普雷维什也承认：“从社会观点来看,发展已偏离方向”,“一极是繁荣以至富足,另一极则是持续的贫困。”上世纪70年代,国际上关于“有增长而无发展”的说法,首先是针对拉美地区提出来的。
拉美国家的统治阶级和美国政府虽然把这场危机归咎于古巴“输出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渗透”,但实际上他们也明白危机的根源所在。肯尼迪政府决定在拉美推行“争取进步联盟”计划,1961—1970年,美国通过多种渠道向拉美提供的资金支持超过127亿美元；在《埃斯特角宪章》中,美国还敦促拉美国家实行土地改革,改善收入分配,改善教育、医疗、住房等。拉美国家则从1963年、1964年开始掀起一股席卷整个地区的右翼军事政变浪潮。这批军人政权在残酷镇压激进势力、实行独裁统治的同时,都注重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巴西还出现“经济奇迹”。但是,拉美地区上世纪60年代在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社会发展却成效不大。可以说,这场危机主要是通过军人独裁与军事镇压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基本缓和下来。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上世纪60年代前半期,即这场危机在拉美国家普遍爆发的时候,即便根据最乐观的统计,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的拉美国家不过一两个,而多数统计资料则表明一个也没有。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后社会就进入矛盾高发期,甚至爆发社会危机,是普遍规律。这种说法显然缺乏科学依据。至少对大多数拉美国家而言,上述危机不是发生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而是在此之前。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会引起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失衡,因而政府应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调整,以防止社会冲突激化。但是,各国具体情况不同,社会矛盾激化既不会都以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这个“量化”指标为指示器,也不会因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就自动化解。
第二场危机是1982年爆发的债务危机。这场危机的根源至少要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已受到国内市场狭小的严重制约。这些国家不是转入外向发展来摆脱困境,而是力图通过地区经济一体化来扩大市场,并实行产业升级,发展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生产。其结果是,地区一体化成效不大,进口替代模式的结构性矛盾,如市场制约,工业投入高、效益差,产品缺乏竞争力,外贸失衡,对外部资金和技术严重依赖等,进一步加深。此外,尽管拉美国家能源资源比较丰富,但多数国家一直靠进口廉价石油,其中巴西85%的原油依赖进口。1973年第一次能源危机爆发,使这些国家的外贸赤字急剧上升。到1975年,拉美国家工业部门外贸赤字达到284亿美元,初级产品出口盈余已远远不能弥补工业部门的贸易赤字。实际上,原来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一场结构性发展危机已经出现。然而,拉美国家依然没有进行结构调整,而是普遍走上“负债增长”之路,不仅再次错过了调整时机,而且酿成了后来的债务危机。因此,举借外债失控是这场危机的直接导火线,但从根本上讲,这场危机是拉美国家没有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造成的。进口替代模式在拉美延续了50年,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内向发展模式下形成了一批能影响政府决策的利益集团,例如,工业企业家在高保护的围墙内可以坐收其利,无须面对外来竞争。亚洲“四小龙”上世纪60年代开始放弃“进口替代”模式,并转向“出口导向”模式,短短20年内其发展水平就超过拉美国家。可见,拉美国家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上的“历史性延误”的教训非常深刻。
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造成的后果已是众所周知。1980—1990年,拉美地区GDP年均增长仅为1.2%,其中阿根廷等7国是负增长；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长为－0.9%,因而被称为“失去的10年”。10年内,拉美净流出资金2000多亿美元,地区外债余额却由1980年的2415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4390亿美元。1990年,拉美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48.3%,创历史最高记录。
第三次危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以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1999年的巴西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为代表,同时也包括其他拉美国家的银行危机,只不过这些银行危机波及面较小。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债务危机的缓解和经济改革的全面展开,外资重新流入,拉美地区经济出现比较强劲的恢复性增长。但是,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其产生的冲击波,使拉美经济随即出现第一轮下滑；之后,巴西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危机又导致地区经济的第二轮和第三轮滑坡。其结果是,1990—2002年,拉美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2.4%,又进入将近10年的经济低迷期。社会矛盾再度激化,并在一些国家引发政治危机。
国内外学术界对拉美地区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的现象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人们在强调国际金融风险加大这个客观因素的同时,更为关注的是拉美国家的内部原因,诸如金融自由化步子过急,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债务负担过重；经常账户与公共财政“双高赤字”：利用固定汇率制作为稳定器,如巴西的“雷亚尔计划”、阿根廷的货币局制度等,导致货币大幅度升值；对短期投机资本不加限制,等等。可以说,拉美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拉美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存在决策失误和风险意识薄弱。
对拉美国家的上述经历,应从以下两方面去认识和理解：第一,拉美国家在这将近40年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矛盾和挑战具有某种普遍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中同样难以避免这类矛盾和挑战,因而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这类矛盾和挑战的出现要及时把握,准确判断。第二,拉美国家在上述阶段“危机频发”,基本上是一种具有拉美特色的现象,从根本上讲,是拉美国家发展观的局限和决策不当造成的。因此,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坚持走理论创新之路,全面落实“十一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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